评阮铭先生的恋党情结

                                                          

倪育贤 1995.5

    阮铭先生是前中共幕僚群中极少数几个我尚还抱持敬意的理论家中的一位。今年四月号《北京之春》杂志中有一篇阮铭先生接受亚衣访问的谈，文中承蒙阮先生抬举，两次点名排派我为“民运队伍”中的过激言论的代表，甚至还把共产党的顽固派大将邓力群与笔者相提并论，在下诚惶诚恐，不胜荣幸之余，不免有些疑惑。因为通常人们在使用激进、保守等比较性的概念时，必须在同一个价值坐标参照系中进行，换言之，进行比较者应该在方向性、目的性基本一致，价值标准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把两个性质、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人或事加以类比并贴上同一种“激进”或者“保守”的标签，那么，这除了说明比较者自己的思维混乱以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比方说，如果我们按照阮铭的逻辑，把主张推翻清廷的同盟会和主张镇压革命的西太后都挂上“过激党”的招牌乱加比附，那不是让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吗?

    难得的是阮铭先生在抨击激进主义时，极有风度地宣布，“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共产党里的邓力群这样的过激言论或民运队伍里的倪育贤这样的过激言论，都可以存在，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是合法的。”我至今还弄不懂在下多年公开主张的“推翻暴政”的言论是不是符合阮铭先生的“合法”的标准，我也不明白本人参加旨在“废除一党专政”的民运组织是不是已经逾越了阮铭先生所说的“行动必须合法”的规定，我更不知道万一我们这些“过激分子”的言行触犯了中共“法律”的天条，阮铭先生将主张如何发落我等“不法之徒”。不过，这里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疑问，即：如果阮铭先生还认为我们的“过激”言行尚属合法，那么，阮铭先生对我们的批评不等于就成了无的放矢?如果阮铭先生认为我们的民运组织已为“非法”，那么，阮铭先生的呼吁不就等于是在要求取消一切有组织的民主运动吗?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阮铭先生宣布准许给我以发表“过激言论”的自由，我还是心存感激的，毕竟这比十六年以前中共法院因我发表了几句不同政见而就要杀我的头来说不知要文明进步多少倍了，当我们这些“反革命”戴着脚镣手铐关押在死囚牢里煎熬待刑时，阮铭先生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为邓小平起草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据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或许，正是这种看来似乎与本文主题无关的个人生存环境中的小小差异造成了今天我及我们与阮铭及阮铭们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是否應该遵守中共的法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我认为，公开这些分歧以及辩明有关的是非，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一、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党吗?

    阮铭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党，只是后来共产党掌权以后变了，而阮铭先生是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证明这一点，阮铭还为毛泽东辩护，他说：“毛泽东当年讲民主自由这些话不是骗人的，他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阮铭还说：“我入党的时候共产党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阶段，这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主就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毛泽东当时讲的就是西方民主，我是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自由才参加共产党的。”老实说，阮铭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作出上面这样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坚决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七十多年来，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所作所为都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历史，无论过去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什么美妙动人的言辞，也无论今天的阮铭为它描上多少绚丽动人的光环，都已经无法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过去，因为这一段历史是用中国人的鲜血写成的，就象鲁迅所说，毕竟墨写的谎言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至于当年阮铭先生究竟是怀着何种高尚神圣的目的参加了共产党，这只是他个人的感受与选择，本来我们既无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也无研究这种动机的必要，但是，阮铭先生仅仅根据他个人的主观臆断，就宣布一个曾经在中国以无以复加的残暴剥夺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取消了五分之一人类的基本人权的极权主义政党，是一个有着追求自由民主光荣历史的党，这就是一个必须分辨清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阮铭先生得出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的唯一根据是毛泽东曾经讲过他也赞成罗斯福和林肯说的一句话。阮铭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理应知道这个论据是多么的虚弱，因为甚至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曾经多次向人民许诺过“民主”和“自由”，但事实上他们给与人民的却是恐怖和死亡，断章取義的摘取某个政治人物的片言只语而完全不顾他一贯的实际政治行为就来论断其性质是一种相当拙劣的诡辩，普列汉诺夫说：“请给我一篇任何一个虔诚信徒的祷告词，我都能在其中找到某句话，证明他是一个邪恶的无神论者。”其实，连毛泽东自己也绝不会接受阮铭先生奉献给他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桂冠，如果我们稍微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话，我们打开任何一篇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阮铭先生入党时的四十年代的文章)，毛泽东本人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极权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极端的鄙夷和敌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毫无疑义是一个原则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就在阮铭先生入党前一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抨击“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吃人的政治”，坚决主张“实行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还申明中共占领下的“解放区的人民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其时，中共正在所谓解放区内开展对地主富农大规模的清算和斗争，只要被中共划为地主的农民都遭到被剥夺生命和财产的残酷迫害。)阮铭先生还声称毛泽东是在当政之后才反对民主，这并不符合事实。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白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公开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许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担心将来有一天象阮铭先生这样的共产党人会出来歪曲他的本意，所以，他对他的所谓人民民主主义作了更详细的具体的诠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和欧美式的旧的西方的民主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一切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国家。”他还说：“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反动派绝不施仁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当有人批评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独裁时，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我想再引述更多的毛泽东的言论是多余的，他的这些杀气腾腾、霸气十足的宣言难道还不能证明中共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仇恨和敌视吗?

    在此，我们必须戳穿共产党及其辩护士蒙蔽世人的惯用花招，这就是对“人民”这个概念的偷换。毛泽东这里句句声声从不离口的所谓“人民”这个词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共产党的人民划分法是这样的，凡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就被党册封为“人民”，反之则就被党划分为“反动派”。在人民这个名词上动了这个手脚之后，共产党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假借“人民”的名义干尽一切伤天害理的勾当了，毛泽东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也赞成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了。于是，阮铭先生也就可以在五十年以后还振振有词地宣称，当政前的毛泽东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了。

    阮铭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共理论家不可能没读过上述这些每个党员必须遵循的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写的决议和文件，难道阮铭先生在举手向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时候，竟然完全不明白党的宗旨和任务吗，难道阮铭先生当时把中共红色党旗上的镰刀斧头错看成象征自由的和平鸽了吗?

    其实，阮铭先生赌咒发誓他只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了共产党，这种说法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在阮先生入党之初，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是相当多元化的，当时不但有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各自拥有武装和地盘并打了多年内战的军事化政党，而且还有“民主同盟”这样的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颇有政治影响力的五、六个民主党派。那时，在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中，在党纲里公开标榜以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为宗旨的，有国民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等等几乎所有除了共产党以外的政党，而唯独只有共产党是在其党纲中公开标榜共产主义和主张实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阮铭先生在这些众多的政治组织中不选择其他的政党而情有独钟于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仅仅只是出于单纯的追求民主和自由。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参加了共产党的话，那么，当阮铭先生后来发现这个党在背离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即便我们相信年轻的阮铭先生当年确实满怀着对民主和自由的憧憬而投入到中共的怀抱里去，然而，阮铭先生毕竟是一个与工农分子不同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所谓解放区对几百万地主富农的杀戮和斗争，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为了报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的背叛而下令杀害完全无辜的顾家男女老少十二余口的人间惨剧;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红军在江西苏区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掌权前二十八年的党内斗争中残杀了多少党内反对派。象中共这样一个为了与国民党争夺政权而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暴力来消灭一切政治异己的极权主义军阀集团，在阮铭先生的口中竟然成为一个曾经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政党，这不能不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对民主自由的嘲弄。

    阮铭先生闭眼不看中共为了夺权而不惜使用一切残暴手段杀戮无辜人民戕害民族生机的历史罪责，反而大笔一挥，总结为这是“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然，在一个有三十七年党龄(按照阮铭自己的算法)的资深布尔什维克的眼中，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光荣业绩。正如中共把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将柬埔寨的华商富人斩尽杀绝也看成是伟大的“革命成果”一样。共产党人一向认为，只要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一切残暴都立即可以升华为“神圣”，一切血腥都可以立即变化为“伟大”。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光环的照耀下，虽然共产党人自以为他们的斗争极为神圣和崇高，然而，这一种为英特那雄纳尔在全世界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它所采取的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是根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共产制度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主要的敌人，这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一个常识。把毛泽东这样一个举世公认的共产主义领袖硬说成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拥护者，这确实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和惊人的想象力。

    无庸讳言，每一个时代都有笼罩它的历史阴影，我们能够理解阮铭先生及其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走上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像阮铭这样的热血沸腾的、向往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心中充满着阶级“义愤”的青年布尔斯维克当时就能够从人道和人性的角度来评判共产党的行为，但是，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潮业已消退，无产阶级革命的暴虐真相已经昭然若揭，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已经被文明人类所唾弃的今天，还要坚持中共在历史上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党，还要把暴行当作“圣绩”来膜拜，还要把梦幻当作真实来歌颂，那就不能不让人为人性的弱点而深深的遗憾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像阮铭先生这样已经从中共的营垒里反戈而出的知识分子在议论不涉及自身的政治是非时是那样的清醒和锐利，但在一接触要评判自己过去的生活道路时，却是那样地执拗和迷茫，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恋党情结，这让我体会到这样一个人生哲理：承认事实往往需要勇气，追求真理常常使人痛苦。

二、 中共党内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吗?  

    阮铭先生另一个脍炙人口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说，共产党是由三部分人组合而成的，一部分是教条主义者，一部分是枪杆子主义者，另一部分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胡耀邦就是“共产党内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是所谓“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人”。阮铭认为，共产党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他说：“共产党现在有五千六百万党员，真正僵化极权的恐怕还是少数。”阮铭还一厢情愿地把万里及好几个共产党的前省委书记像福建的项南、广东的任仲夷等都定性为民主宪政的拥护者。当然，我们无法得知阮铭先生究竟是按照何种政治标准把一大批共产党员都归为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但是，有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这么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心甘情愿地栖身于极权专制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为什么这一大批“民主自由”的拥护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勤恳恳地为巩固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说：“我们党的一切努力、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剥夺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就是用刺刀和坦克强迫全体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党专政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根本障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自由的唯一剥夺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过一次又一次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从来没有一次是为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就算后来常常为人们称颂不已的彭德怀庐山上书，其实质也不过是在重演专制皇权时代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式的愚忠角色，这种宫廷政争与人民要求掌握政治选择权的民主自由运动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之遥。

    据阮铭先生介绍，对阮铭先生有知遇之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自由民主力量”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那么，请问，这个代表究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设计过何种实际的方案或蓝图?这个代表与中共的极权专制主义作过何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批判和斗争?

    据阮铭先生的介绍，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为数众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么，请问，这些自由民主主义者在漫长的党内生涯中，他们究竟为民主自由作出了哪些贡献?提出过哪些不同政见?取得了哪些成果?他们庇护过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被杀害?他们帮助过几个地主资本家免遭斗争?

    可惜的是，对上述这些问题答复几乎是零。客气点儿讲，实在是乏善可陈。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支据说已经潜伏在中共党内几十年而从无实际政治活动的隐形部队的存在呢?这批据说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一代又一代地“混进”中共党内，又各自忠心耿耿地为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辛勤工作了几十年之后，又一代接一代地不动声色的怀着从未暴露过的未遂之志，又默默地各自告别人生舞台，对此，后人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一大批壮志未酬的地下工作者确实是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随者呢?即便我们相信阮铭先生所说的中共党内真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一大批专为极权专制服务而从不进行实际的民主活动的所谓民主自由主义者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呢?

  

              

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如果问题仅仅出在一批上了年纪的前辈，由于时代的谬误和对自身历史的正面肯定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了我们与阮铭们的上述分歧，那么，这些分歧或许只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并没有非得辩出个水落石出的结论的必要。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单纯，从阮铭先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分歧的焦点不仅仅在于对一个历史年代的分析角度的差异，而是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不同理解。

    阮铭先生之所以认定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党，他之所以认定毛泽东当权以前是真心实意的民主自由的拥护者，以及他之所以认定中共党内有着一大批的民主自由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阮铭先生在他的所谓的民主自由里割裂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人的基本权利，即人权。在阮铭先生的论述里，民主只成了一种抽象的统治方式，而自由也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的表达，阮铭先生在论证毛泽东确实是在追求民主自由时说：“毛泽东当年讲民主自由，这些话我并不以为是故意骗人，他当时要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阮铭先生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里根本抽去了人权的本质内容，所以，他就会把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实行恐怖的阶级灭绝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灯塔。同样，他就会把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充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大批共产党员认同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来加以颂扬。

    作家高尔基在十月革命中曾经向列宁质疑无产阶级红色恐怖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时，列宁回答说，革命是不能戴着白手套进行的，革命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他还指着一群天真的孩子们说，他们将来会谅解我们的。列宁为红色恐怖所作的这个辩护非常典型的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名义来掩盖其反人道的血腥暴行的病态心理。

    人性的一个弱点是：惯于容忍对他人的残忍，只要这种残忍看起来尚未对自己或者与自己亲近的人产生太近的威胁，他们就会在某些自欺欺人的藉口下加以默认，如果这种残忍发生在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时，他们往往还会暗自庆幸。当这种残忍发生在他们厌恶或者憎恨的人身上时，他们甚至会加以鼓励和支持，这种容忍对别人的残忍的人性弱点是造成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暴政的心理基础，因为按照自然的逻辑，当人们容忍对他人或者对少数人的残忍时，其实他们就已经为对更多的人的残忍打开了方便之门，当我们接受了对个别人的不公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就接受了对全社会的不公。我们承认了对个别人的无辜迫害我们也就是承认了对人类的迫害。可怕的是大多数的人只有在灾难直接降临到自己身上或自己的亲爱者的身上时，才会开始真正反省造成灾难的根源。

    由此可见，我们与阮铭先生的分歧绝不仅仅是两代年龄层次不同或政治背景悬殊的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民主观的对立。我们认为，人权，即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内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对人的生命、人的自由的承认和尊重，割裂了人权和自由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所以，我们认定民主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人权的社会制度，一切侵犯基本人权的政党和践踏人类生命和自由的制度都是民主的敌人。

    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像阮铭这样在青年时期自以为为了追求进步和革命而投身到共产党怀抱里的知识分子在亲身体验了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腥风血雨之后，终于认清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和共产制度非人的本质，并开始从人性和人道的立场来检讨自己走过的道路，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然而，阮铭先生却认为自己始终没有错走过一步，他坚称：“我没变，是共产党变了。”阮铭先生甚至声称他长期作为中共高层幕僚，为中共起草重要文件，与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丝毫的冲突。不知阮铭先生有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所表白的这种无冲突感是真实的话，那只能证明阮铭先生曾经全身心地融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并已达到了浑然无我的境界了，当时阮铭先生坚强的党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他脆弱的独立性了，这也许是阮铭先生至今还怀抱着浓重的恋党情结的历史原因吧。

    上面我对阮铭先生几个观点的分析并不意味我对阮明先生的个人选择有评价的兴趣。我认为，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的中国大批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为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教条所风靡，实在是历史对人类理性的捉弄，在这里过多的追究个人的是非也许是不公平的。问题是，当历史的迷雾终于为人性的阳光和强劲的事实之风所驱散之后，作为一个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随者，当然不必讳言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和在暴力压迫下人格独立性的迷失，其实，只有勇敢地称认历史的真实，才是具有坚强理性的证明。毕竟这世上难得有真正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