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育贤 1989.2 《中国之春》
编者按：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之交，是作者阐述其民主理念的主要论著之一。作者在文中对八九民运作了预测，作者指出“有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一个伟大的民主启蒙高潮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作者特别分析了中共使用暴力镇压民运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文章着重指出悲观论对民运的消极影响。文章在《中国之春》八九年二月号发表时，其最后一页结论部分竟被错位编排七、八个段落。次序颠倒，无法卒读，作者去函更正，该刊也未予补正，现全文照登。
当我谈到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性时，不少朋友对我说：“你说民主的必要性，我们由衷的同意，但是中国的专制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民主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所以我们对中国民主的前途不抱乐观。”这种民主前途悲观论在目前还是相当普遍的。在此，我想大声地告诉每一个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朋友们，在民主问题上的悲观论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民是强大的。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觉醒的人民起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而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除独裁者以外的全体公民，世界上除了自然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人为的力量能与全体人民的意旨相匹敌?没有!绝对没有!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惜他并没有沿着这条真理所昭示的方向前进，而只是用甜言蜜语对人民进行催眠，因为毛泽东知道，只有让人民永远沉睡在蒙昧状态中，才有可能被专制统治者的谎言所欺骗。人民的权利意识一旦苏醒，他们的民主潜能就会像火山迸发，那时，任何暴政的桎梏都将压抑不住而被烧成灰烬，专制统治者与人民，这是两个完全不成比例的力量概念，专制统治者只是飘摇于狂风巨浪中业已千疮百孔的一叶危舟，而人民却是整个大海!一党专制只是维护党内极少数特权官僚狭隘私利的一种没落的畸形体制，而民主政体是保障绝大多数人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合理的健全的体制，从实质而言，人民是民主的天然拥护者，而专制却是人民的天敌，所以，只要人民真正弄清了专制体制与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只要人民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基本权利被无理剥夺的真相，只要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事实上拥有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他们就绝不会继续容忍专制特权者的愚弄与摆布，他们会行动起来解除专制的束缚!
有人被专制势力的张牙舞爪所迷惑，以为专制者真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法宝，其实在骨子里，专制是十分虚弱的，这里又可以套用毛泽东另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专制主义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专制主义是当代最货真价实的纸老虎!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们猖狂得很，王震之流常常动辄炫耀他们手上有几百万军队，什么也不怕，几个学生娃娃上街游行，抓起来就得了，必要时流点血也无所谓，好像可以轻易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其实，这些专制头子的内心未必真的像他们的豪言壮语那样自信，他们色厉而内荏，否则，他们也不至于为了对付学生的和平示威而全体紧急动员弄得全国鸡飞狗跳了。
专制的致命伤
专制的虚弱是由于这个制度内在的反人道反理性的本质所决定的，专制制度的根本要害是它的不合理性，凭什么这几个人就莫名其妙地有权永远统治十亿中国人民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非常直截了当的问题，可也是一个最揪人心肺、最惊心动魄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毛泽东、如今邓小平、赵紫阳也无法回答，一个执政者如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就在维系人心相背的理性法庭面前输了理，专制制度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无法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也无法解释政权的合法性，这个致命伤就注定了专制制度及其辩护者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站到理性的审判台来接受疑问者的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白思鼎先生问我，为什么共产党要杀掉那些只不过提出轻微意见的人，甚至一些明明是忠于共产党的忠诚分子，比如张志新这样一个女党员，不过对打倒刘少奇有些怀疑，共产党就要把她杀掉?为了怕她喊口号，枪毙前还割断了她的喉管!这种残忍好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为什么他们竟要这样做?还有魏京生，这么一个年轻人，不过说要民主，就要把他关起来，判了十五年；还有刘宾雁，从他的文章看，他是一个真心要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人，共产党也要把他开除出党?这种做法，我们美国人是难以理解。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回答白思鼎先生说，共产党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共产党的当权者的普遍的特点是害怕任何对他们的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一点毛泽东如此，四人帮如此，邓小平也如此。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压制任何对现行政策和现在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哪怕这个不同意见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小，非常微不足道，他们也不允许，只要能够加以压制他们就一定要压制，这并不是共产党人天性喜欢压制，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懂得政治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对第一个较小的不同意见不严加压制迅速取缔，其结果必是鼓励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意见也提出来，于是第三、第四个更重要的意见也会接踵而来，这样用不着经过几轮循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根本性问题很快就会公开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问题就是：你共产党有权领导一切的合法性根据何在?对一个专制者来说，这是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它如果像王震那样回答说，我因为打仗打赢了，打天下者应该坐天下，这就无异承认共产党是大军阀；如果讲我是先知先觉，这就无异承认自己在搞唯心主义天才论;它如果讲是因为过去参加革命受了苦，所以现在应该掌权享福，又无异承认自己是个假革命;他如果说是因为人民拥护我，大家都明白，这是在自欺欺人。所以，对这个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专制者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都不能以理服人，任何可以选择的回答都只会弄巧成拙，授人以柄，而讨论辩驳这个问题对专制者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前途未卜的巨大风险，所以他唯一的最佳方法是强制规定政治问题一律不准讨论，强制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甚至在宪法里也硬定下四项基本原则，对共产党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列毛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一律不准怀疑和讨论，违者扣上反革命帽子从严惩处。
对共产党来说，允许不允许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是关系到专制体制生死存亡的根本大事，因为允许政治上不同意见的存在必然会引申出一党专制合法性和专制制度合理性这两个要害问题，而这两点恰恰是共产党专制体制最不可告人的心病所在，全部政治斗争的秘诀在于，一个政权或一种制度的合法存在根据如果为社会所否定的话，那么这个政权或这个制度也就不能继续维持它对社会的统治，它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诸侯们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都象疯狗似地抢夺？传国玉玺及正统名份的原因。
暴力的适用范围是狭窄的
一党专制无法解释它的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必然无法容忍言论自由，它也必然无法容忍反对派的存在。一个无法在理性上说明其存在依据的政权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就是绝对地依靠暴力，离开了暴力这根支柱，共产党的权力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下去。然而，人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暴力在当代政治运作中能够实际适用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一个政府对人民大规模实施暴力的后果往往是激起人民的更激烈的反抗，形成长期无法疏解的敌对情节，世世代代结冤仇，每一个暴力镇压的牺牲者的冤魂都将成为埋在统治者脚底下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刽子手们将永远生活在复仇恐怖的阴影中而永无宁日。
统治者一旦对人民动武，那么它也就彻底撕下了它对人民做出的各种花言巧语的迷人伪装，这种反面教育对人民的民主意识有着巨大的促醒作用。暴力的实际作用常常会与实行暴力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暴力会激怒人民，而人民一旦被激怒，那原本积淀在地下的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就会喷涌而出，历史证明，对人民实行暴力往往成为一个专制政权灭亡的前奏，所以，只有失去理智的，不计后果的暴君才会愚蠢地舞刀弄枪，轻启乱端。
共产党内如王震这样的冬烘脑瓜的顽固分子根本昧于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他们的主观感觉还沉醉在毛泽东登高一呼亿万群众蜂拥盲从的黄金时代的美梦里，以为共产党还具有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能耐。一九八七年学生民主运动狂飙突起，王震之流竟然狂妄叫嚣共产党有四百万大军，威胁人民说不惜流血来镇压学生，这些顽固分子显然患了历代专制统治者晚年常患的一种通病----迷恋暴力症。最易患这种病的大都是那些行伍出身的懵懂武夫，他们完全盲目于政治格局的变化，他们也完全不懂得实施暴力必然带来的巨大隐患，说句公道话，毛泽东一身推行的果然都是祸国殃民的封建独裁专制路线，然而他在施政驭民的策略上还确实具有相当的技巧。这也是他能凌驾群雄、独霸大陆政坛二十余年而屹立不动的重大原因，毛泽东政治生涯里下的最糟、最不堪回首的一着臭棋是他悍然下令对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暴力镇压，毛临终前的这一着臭棋终于把他数十年来积累的政治资本彻底输光，叶剑英、华国锋之辈之所以敢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就发动宫廷政变，把他的老婆侄儿、心腹爪牙一网打尽，就是因为他们洞悉了这一个历史机变，毛泽东动用暴力公开直接镇压人民之日，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对人民轻启镇压的结果是点燃人民对刽子手的仇恨之火，君若视民如草芥，民则视君为独夫!毛泽东生前有一句话实在说得很不错，他说：“历来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王震之流，如果不好好记取他们导师的这句金玉良言，人民迟早会让他尝到历史惩罚的苦果。
恐怖政策来源于恐惧
共产党出于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感，在民主思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它越来越感觉到维持一个强大的暴力机器对于它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在经济收支日拙的情况下，它却不余遗力地加强对内专政力量的建设，近几年来邓小平添设国家安全部、增建特种镇暴部队，就是这种危机意识的体现。共产党掌握巨大的武装暴力这一事实常常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暴力就意味着强大。其实，一个依靠暴力来维持政权其本质必定是虚弱的，暴力本身就意味着虚弱。只有一个自觉在道义上理亏心虚的政权才会把自身的命运全部抵押在人民对暴力镇压的恐惧之上。我们说暴力意味着虚弱还在于暴力并不像有些迷信它的人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可靠，因为暴力必须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发挥镇压作用，这就是人民的愚昧，愚昧导致的恐惧会成百倍地增强暴力的镇压力量。而对一个觉醒而不再恐惧的民族，暴力是无能为力的。这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专制者不可能自己手持武装来镇压人民，暴力的执行者必须同时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民一旦真正醒悟，专制者手中的暴力工具将随时变得不可靠，背叛与反戈将瓦解与抵消暴力工具的压迫力量，那时人民也许只要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专制者的暴力工具碾成齑粉!共产党必须依赖暴力来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这个历史事实除了说明它先天性的虚弱外再也不能证明其他!
有一个美国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害怕学生的示威行动，他说中国政府手里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根本没有必要对学生运动那样神经过敏，美国的白宫门前天天有人示威抗议，美国政府并不因此而被推翻。这位朋友的看法确实有一点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民意基础是截然不同的。美国这样的民选政府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虚弱的，每个公民都可以批评和反对执政党的政策，人人都可以大骂里根和布什，人人都可以公开反对政府，实质上这正说明了它的强大，因为民主体制下的政府是人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选择，因此它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暴力政变，这说明民主政制的基础相当牢固，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体，表面上看上去威风凛凛，神气活现，拥有无限的权力，任何人讲一句反对它的话都不行，动不动就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批评，动不动就要捉人、枪毙、坐牢，表面上看，它是十分强大的，而其实质是非常虚弱的，它的权力基础是依靠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手铐来维持的，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说到底警察和士兵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当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传染到这批政权保卫者的头脑里去时，这个政权的丧钟就敲响了。无论在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致使满清专制覆亡的武昌革命的发动者即是清政府出钱训练的新军，而迫使菲律宾马可斯独裁政府解体的也是对人民示威放弃镇压的士兵。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经过了毛泽东文革以及邓小平经改这两次巨大的内部振荡，粘合专制大厦的精神凝聚力已经大大减弱，中国社会一旦发生重大政治变故，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除了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各奔东西、作鸟兽散外，已经没有人愿意为保住这座腐朽的建筑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了。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体是经不起几次人民示威的。学生民主运动一旦与工农民主运动相结合，必将摧枯拉朽般地冲垮共产党专制的一切桎梏，那时，建立一个民主政体的历史性时刻就会无可抗拒的到来了。
专制已经老态龙钟
应该承认，共产党特权阶级内部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改革派人物似乎已经看出了专制制度的没落和党的特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的严峻局势，所以他们企图以加快经济建设改革的步伐和扩大政治宽容度的办法来缓和被统治阶层的不满，但是共产党内部的封建家长制的权力结构却把开明派的改革努力局限于只有利党内特权阶级利益的死胡同里，于是改革非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了特权阶层与广大无权阶层的对立，以致局势已经发展到目前这样的地步，要么是党内开明派以毅然决然的行动来解除顽固派的制肘，并公开实行基本的政治改革，即允许言论自由和开放党禁，这样将事实上逐渐结束一党专制;要么是党内改革派知难而退，宣布改革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回复到改革前的老路上去，这实质上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东山再起。但是，第二条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中国政治形势的格局已经根本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经过文革和经改这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不可逆转的觉醒过来，毛泽东时代近乎疯狂的愚昧早已成为一幕过期的滑稽剧而载入历史，人民正在深思，人民正在觉醒，人们正在奋起!谁走回头路，谁就会被人民抛弃。
历史的启示是：中国专制政体的稳定性，远不像它平时显露于人们面前的那么坚实牢固，它已经无法掩盖它那举步艰难的龙钟老态，面对方兴未艾、生机盎然的新兴民主力量的挑战，它处处表露出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左右为难、错误百出的狼狈相。
明白专制体制底细的共产党官僚们自己心中也很清楚，貌似无所不能的专制政权，并没有任何可以有效遏止民主力量壮大的法宝，在民主力量的挑战面前，专制者可以选择的任何手段都是蹩脚的，后患无穷的。
以魏京生事件为例，邓小平因魏京生要求实行民主和揭了他的专制老底，一怒之下，把魏抓起来判十五年重刑，表面上看来，邓小平威风得很，滥施暴力剥夺了一个不同政见者的人身自由，然而从政治利害的角度来看，抓魏京生也许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干下的一件最得不偿失也最不得人心的一件蠢事。魏京生何许人也，他原来不过是十亿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小老百姓而已，在北京民主墙上写大字报，散发传单，也不过是成千上万民主青年的普通一兵，如果邓小平不抓他，也许今天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知道魏京生这个人，也不会知道什么叫第五个现代化，然而邓小平一用暴力抓魏判魏，还用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魏京生事件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魏固然失去了自由，要知道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每天都在发生许多无辜者失去自由的事，然而魏京生却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魏京生的名字成了中国民主青年的一面旗帜，成了中国千万民主主义者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体已经感受到千千万万小魏京生们的巨大威胁，而邓小平也因为悍然镇压魏京生这样的民主战士而恶名昭彰，世界舆论因抓魏京生而看清了邓小平政权的专制本质，现在狱中的魏京生是邓小平手中的烫手山芋。放他吧，等于向人民公认干了一件大蠢事，不放他吧，世界进步舆论天天指着他骂，千夫所指的日子是并不好受的。为了遮丑，邓小平老着脸皮说：“你看，我们抓了魏京生就是不放，外国人叫嚷了一阵，也对我们没有办法。”邓小平此言差矣!因为在魏京生问题上真正没有办法的，其实不是什么外国人，而恰恰是你邓小平自己!一个掌握着几百万武装力量的三军统帅，居然要靠编织罪名，捏造证据的办法来囚禁一个手无寸铁的民主青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沾沾于外国人拿他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阿Q心态啊!可见在审判魏京生一案中，邓小平政权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然而当年邓小平能否选择另一种不冒风险的万全之策呢?事实上，这也是很困难的，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高潮中，魏京生只是被专政机关挑选出来借以罚一儆百的活靶子而已。邓小平如果对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不予铁腕镇压的话，民主思潮必将迅速蔓延而成燎原之势，这样势必动摇刚刚站稳脚跟的邓小平政权的基础。由此可见，面对民主运动的挑战，专制统治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不可能不是一种谬误，都不可能不带有相当大的危险因素，都不可能不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魏京生事件八年之后发生的中共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君子的事件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邓小平满以为开除方、刘、王三人出党就能遏止国内思想界风起云涌的所谓“自由化思潮”。然而客观后果适得其反，由于邓小平的这种帮助，中国民主运动开始拥有自己众望所归的思想领袖，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翻开了从自发过渡到自觉的崭新一页。目前，共产党专制政权对方励之这样的民主先锋，已经陷于束手无策、左右两难的境地。暴力镇压吧，非但不会奏效，反而会触发新的政治危机，听之任之吧，眼看方励之等人播下的民主种子到处生根开花，民主思想一天天深入人心。长此以往，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怎么办?怎么办? 我相信当前主管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胡启立书记目前感到最头痛的就是怎样才能消除他的老同学方励之教授的民主思想影响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担保胡书记是决不可能想出什么两全齐美的妙计来的。形格势禁，共产党已经无法象十几年前那样用对付魏京生的办法来对付方励之了，因为民主力量已经壮大，站在方励之教授后面的是整整一代觉悟了中国民主知识分子。独裁者轻举妄动之日，即是专制制度土崩瓦解之时!胡书记能不慎乎?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专制政体的衰弱除了其本质上的反理性之外，还在于这个体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正反动的没落制度，专制制度只是在人类处于蒙昧状态之下得以横行霸道的怪物，随着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这个以极少数特权阶层剥夺大多数公民天赋人权的畸形怪胎，其必走的历史归宿是被人民民主的历史大潮流所淘汰，如果说，在本世纪末，专制制度还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苟延残喘的话，那么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必将是民主彻底战胜专制的民主世纪，仅以中国周围的几个亚洲国家为例，短短几年工夫，菲律宾、南朝鲜、缅甸人民相继揭杆而起，人民民主运动的汹涌浪潮把一个又一个独裁暴君冲下台去，与中国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台湾，国民党在人民的压力和推动下，应顺民主的历史潮流及时开放党禁报禁，这是一个在同样文化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实行民主尝试的成功先例。在中国北方与中国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结构的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改革派也开始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这些事实证明，整个世界正在大踏步跨入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新纪元中去，中共专制体制正处在一个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内部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从事促使中国民主化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最近，激起全民文化反思浪潮的《河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对这个剧本有一些不敢苟同的商榷意见，然而，这个剧本中提出的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解决的问题。
《河殇》给予每一个观众的重要启示是，现行的共产党专制体制内部孕育着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已经面临逾来逾严峻的挑战，是改革的时候了!
共产党革命的老祖宗列宁说过，光靠社会下层的人民感到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只有当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也感到再也无法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的时候，社会变革的时代就真正到来了，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专制体制的危机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充分暴露出来，整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深深地感觉到，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什么，每个人都预感到有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每一个人都已感受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沉重脚步!种种迹象已经向人们表明，一个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中国民主改革的高潮，已经为期不远了。
民主潜能需要开启
我之所以对民主制度必然胜利抱着非常坚定的乐观信念，是因为我看到专制制度是一个违背人类渴望自由的本性的制度。我坚信极权专制是人类蒙昧时代的最后一幕插曲，它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一个无可置疑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大多数人民要求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而不愿被少数人横加篡夺，人民本能地倾向反对少数人的政治特权，这就是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基本保证，世界是在进步，人民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越来越懂得应该如何来夺回和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中国有十亿七千万人口，其中究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士是属于希望保存现行专制体制的顽固分子?我看其比例是微乎其微，中国确实有几百万甚或上千万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确实在从事维持专制独裁制的工作，但是，我们如果把这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看作专制制度的真诚拥护者，那就大错特错了，专制制度最薄弱的一环也许恰恰在于即使是它的执行者们也绝非是它的真心拥护者，共产党的大多数干部按其实际政治地位，不过是党内极少数高层政治寡头的奴仆和工具，他们之中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士因为有生活在统治者的营垒中的经验而对这个体制的腐败更具切肤之痛，可以预料在民主高潮来到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冲破专制制度的罗网而成为民主体制的拥护者。
老马克思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我认为压迫人民的特权阶级也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专制制度不但剥夺被压迫者的自由和权利，也腐蚀和毒化压迫者的理性和良知。专制制度把大部分人变成牛马而把少数人变成野兽，所以专制制度导致整个人类的异化。从这一点上来讲专制制度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有人问，既然人民的力量大大超过专制者的力量，那么为什么中国民主至今尚未实现，而民主化的道路是那么曲折漫长，对此，我的回答是简单的：这是因为民主是需要开启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民主潜能，这是一种经过几千年来的积蓄储藏但仍处于封闭状态的能量，这种能量如果不经开启，它将只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静止状态，所以开启就成了这种力量能否发生实际作用的关键，这与铀经过核裂变反应的情况相类似，铀这种核子原料如果未经裂变只不过是一种普通元素而已，一旦裂变，它将释放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
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开发封存在地下的人民民主力量呢?这个方法就是民主的启蒙教育。
人民确实具有无比的民主创造力，但是，如果人民没有树立起权利意识，他们如果不知道民主为何物，他们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天赋权利被专制者横加篡夺的真相，如果他们不知道民主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何等重要的关系，他们就不可能自觉地投入到争取自身权利的民主运动中去，缺乏民主觉悟的人民，是柔弱无奈的，他们必然会逆来顺受的屈服于暴政，缺乏民主意念的人民在遭到过分横蛮的迫害时也可能铤而走险起而抗争，然而因为他们是分散的无组织的零星个体，面对一架组织得如此严密的专政机器当然总是以卵击石恨饮失败而告终，这种先例反而渲染了专制体制牢不可破、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人民一旦掌握了民主理念这个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利器，他们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觉悟过来，他们就会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他们就会用最恰当的方式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时，专制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锁就会被砸得粉碎!
悲观论对谁有利
在分析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强弱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对中国民主前途的悲观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然而，我想在此着重指出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民主悲观论的消极作用，恕我直言，民主悲观论及其导致的政治冷漠是极其有助于巩固专制制度和大大有利于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民主悲观论已经和正在给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增添层层额外的障碍和设置许多危险的陷阱!
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专制势力已经从原来的迫使人们迷信他们的政治教条转变到现在想方设法地冲淡人们的政治注意力这个方向上来。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变化，这说明，共产党已经领悟到整个社会的思潮流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方向性的转折，在绝对权力长期腐蚀下的中共特权阶层的迅速腐化使文革以后的三信危机日趋严重，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骗人说教了，所以党如果硬着头皮蛮干，再继续搞什么雷锋式的、曲啸式的或李燕杰式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除了落得哄堂大笑，人人嗤鼻的尴尬下场之外，再也收不到任何正面效果了，于是，比较聪明的共产党干部就开始暗暗推行一种劝告人民“莫谈国事，只管私事”、不问政治、只问钱事”的政策，党已经本能地从弥漫与整个社会的不满气氛中嗅出了一种潜伏着的危机，他们已经察觉到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人们热衷于政治问题的探讨必定会触发反专制民主思潮的高涨，所以党一面不露声色地引导人们走向追求眼前实惠的“现实主义”，另一面又在暗地里散布各种不理于民主思潮的奇谈怪论，其中收效最大而对民主运动伤害最显著的就是散布“民主悲观论”。
列宁曾经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说如果你对眼前纷扰不清的种种社会思潮的政治实质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你可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思潮对谁有利，只要用“对谁有利”这把尺子来检验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思潮的阶级背景及其政治实质了。我引证这段话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散布民主悲观论的人就是一党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大多数对民主前途抱悲观看法的朋友是民主制度的真心赞成者和同情者，然而，我确实看待，“民主悲观论”是受特权阶层欢迎的一种思潮，这个思潮背后确实有一部分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推波助澜!事实上，散布“民主悲观论”已成为顽固保守势力遏止民主思潮扩散的一种策略!
我说人民力量绝对压倒特权独裁者力量，民主制度必然取代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我就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孙中山先生倡导民主以来，中国民主已经艰难跋涉了一百多年坎坷曲折的里程，许许多多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和自由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把他们的满腔碧血洒在这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其中包括国共两党中许多为民主理想而献身的民族精英。然而环顾当今中国，民主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以一党独裁的形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民被剥夺了根本的民主权利，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出现这种历史的反动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像英、法这样有着较多自由传统的民族也是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民主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的多次较量后才最后奠定了民主政体的基础，所以像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极其深远和人口幅度都数倍于英、法的超级专制大帝国，要彻底摆脱传统专制制度的羁绊当然可能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和伴随更剧烈的阵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民主化工程也许是世界民主进程中一项最为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艰难首先是因为依附于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官僚特权阶级一定会拼死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人民民主的力量壮大到足以压倒他们的反民主势力之前，他们是决不会甘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立志投身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改革者当然需要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现在，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场两种制度、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势所难免。在这种形势下，斗争双方的精神状况如何对于最后决定胜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军相遇勇者胜。诚然，现代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与历史上的战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犹如一支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获胜的毫无士气的军队很难赢得战争一样，一个不相信民主能够实现的民族当然也无法成功地争取民主。
一道算术题的启示
有人作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结果证明一个信心十足的人安全通过架在两座悬崖上的独木桥的机率要比另一个心惊胆战的人大很多倍!在这个实验中，人的心理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政治运作中，散布悲观失败情绪，瓦解松懈对方的斗志，是政治家们常常使用的心理战术。
一个有名的海外记者对我说，我知道一党专制不好，我也知道中国应该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是那样强大，没有人能拿它有办法，所以我只能祈祷上帝，希望共产党自己改好，我不相信搞民主会成功。我回答这位先生：“你不相信民主会成功，你自己不相信好了，你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你自己去寄托好了，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请求你不要到处宣传民主没有希望，也不要到处去宣传一党专制多强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帮助了一党专制。你散布民主悲观论，专制者听了，心里会很高兴。其实一党专制能够无法无天，其重要原因是大家以为拿它没有办法。如果中国人民脑子清醒一点，大家都认为拿它有办法，中国也许早已没有一党专制了，至少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专制共产党了!”在本来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由于当事者的悲观怯懦最后导致前功尽弃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有志效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悲观导致失败的这个历史教训。
我在本文开头的时候说过，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取决与真正投身这个事业的人民的多寡。打一个比方，我们要搬动一块石头，本来需要有二十个人的力气就可以搬动了，而我们有三十个人可以动员，这时，有人散布悲观论说，这么大一块石头我看一百个人也搬不动，我们全都加起来才三十个人，一定搬不动的。这时，如果有一半的信了他的话，这块石头就真的搬不动了。而这时如果有另一个人说，这块石头虽然大，我看有二十个人就足够搬动了。假如有二十个人信了他的话，于是动手去做，那么这块石头就搬走了。
这个例子颇像是一道小学生的数学题，然而它可以告诉我们，在一个本来可以达到的目标面前，相信不相信这个目标能够达到，有多少人相信，有多少人不相信，这几个看起来几乎仅仅是统计学范围内的比例数字，其实却是最后决定大局胜负的力量对比。民主启蒙教育的伟力就在于可以逐渐增加最后导致民主体制胜利的力量比例，而散布民主前途悲观论则可以削减这个比例。由此可见，散布民主悲观论对于民主大业有非常危险的破坏作用，它将使本来可以胜利的民主事业毁于一旦，功亏一匮。
人民至今尚未争得民主这一状况，绝对不能说明专制是无法摆脱的，而只是证明人民的努力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彻底，还不够持久!专制制度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民的懦弱、麻木和缺乏自信!人民无法改变现状的观念是导致现状长期无法改变的真正原因!当代各国人民通过自己奋斗纷纷争得民主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主动权操在人民自己手中。任何专制国家的人民，只要坚决地、百折不挠地站起来争取民主，他们就一定能争得民主。一个不敢站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民族是不配享受民主的果实的。民主历来是由人民自己争得的，中国的民主能否及早实现，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争取民主的主观努力。人民早一天起来奋斗，民主就早一天实现，人民晚一天起来奋斗，民主就晚一天实现，人民如果始终不起来奋斗，民主也就始终无法实现。诚然指望仅仅通过一两次民主高潮就立即得到成功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但是任何斗争是不会白费的。每一次民主高潮对专制制度的冲击必定会加速专制的崩溃，民主的胜利就是靠多次人民斗争的量的积累才能最后达到。希望中国的民主化成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相信不相信民主能够实现是一个与民主化前途没有关系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相信民主能够成功与否与民主最后果真能够成功与否有着必然的内部联系，这种联系是，相信民主能够成功的人多了，民主也就真的成功了，反之，不相信民主能够成功的人多了，民主也真的果然难以成功了。这样说是不是认为民主成功与否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完全取决于人们主观意志的变化呢?当然不是，民主制度能否成功当然取决于客观的双方的敌我政治力量的一定对比，但是这个力量比例的消长确实受制于人民对民主的态度和信心。精神力量是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根本任务是尽一切力量向人民进行民主启蒙教育。我们不但要告诉人民，民主是绝对必须的，我们也要告诉人民，民主是一定会胜利的。当越来越多的人民都知道这两个道理而奋而前行时，民主的太阳就会跃出东方的地平线，光芒万丈的升起在我们面前了!鲁迅先生说，路，本来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