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育贤 1994.8.4.
《世界日报》
我不是一个特别欣赏雕塑艺术的人，但是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道南端靠近华尔街转角的一座青铜雕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头硕大无比的野牛，它膘肥体壮，犄角似戟，四蹄如盘，它略略埋下头，身体微微后倾，目光灼灼逼人，正作势要向敌人猛撞，那一副藐视一切，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雄姿不禁令人神往……难怪印尼前总统苏加诺要用“雄牛精神”来作为印尼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国家象征了。然而，当我看了美国自然地理协会拍摄的一套关于野生动物生活的影片以后，我对野牛的敬畏之心竟戚然被鄙夷之情所取代了。影片中有一组镜头是这样的：一大群野牛在广袤的非洲原野上奔驰，成千上万只野牛汇成一道沸腾的激流，扬起的尘土隐天蔽日，蹄声如雷，势不可挡，当它们遇到水草丰盛之地，就合群停下，或悠闲觅食，或呼朋唤友享受天伦之乐……这时，就在牛群旁边的灌木丛中，几头原来懒洋洋的躺在那里晒太阳的狮子为食物的来临而兴奋紧张起来：它们迅速地组合成一前两后的“战斗队形”------好象它们也学过林彪“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原则似的，忽而穿梭疾行，忽而匍匐迂回，隐蔽而快捷地接近它们的猎物， 当到达有效距离时，狮子突然跃身而起，如箭地扑向其选定的目标。接下来的一幕是特别惊心动魄的：遭狮子扑袭的那一头野牛开始会左冲右突，拼命逃避，但不知是由于惊慌还是恐惧抑或别的莫名的缘故，它竟不以其尖锐的巨角去抵触敌人-----就象它们在与同类争夺配偶或与非同类争夺食物时常常做的那样------而只是一味地躲闪挣扎。這时，当担负主攻的那头狮子从侧后紧咬对方的脖子时，另两头担任助攻的狮子会从斜刺里杀出，撕咬野牛的腹部。经过几个回合的缠斗，被攻击的那头野牛终于寡不敌众，在遍体鳞伤血流满地之后颓然倒下，活生生地成为狮子的美餐。最教人心悸的是受伤后力尽倒地尚未咽气的野牛眼中充满的悲哀、无奈与恐惧，那听天由命任凭宰割但求速死的神情实在让人不忍卒睹。耐人寻味的是，在狮子扑向牛群的那一刻，受惊的牛群会象突然接到逃跑的命令一样，象潮水般向一个方向撒腿狂奔。但当袭击牛群的狮子终于锁定一个猎物开始格杀时，牛群的逃亡也就象接到统一的停止撤退的命令一样，嘎然而止……
最令人惶恐的不是狮子扑杀受害野牛时的残暴和血腥，真正让人心寒的是就在狮子撕食被害野牛的同时，近在咫尺的野牛“同胞们”居然又开始心定神闲的吃草和逍遥自在地遛达起来了。如果我们撇开常常被人讥讽为“陈腐说教”的道德信条，那么这些牛“同胞们”的这种举动实在是“聪明”得可以，因为它们知道狮子与鬣狗不同，吃饱了的狮子不会去打扰他们身边的“预备食物”们的稳定与安宁，而每一次被捕杀的受害者在牛群总数中始终是一个极小的比例，在从狮子吃饱到重新再感到饥饿的这一段时间之内，牛群享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在几头倒霉的野牛被当作祭坛上的牺牲饱了狮腹之后，一幅详和的“狮牛同乐图”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尽管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肉食动物捕杀草食动物，就象草食动物觅食植物一样都是求生的本能，并无是非善恶之分，况且如果没有猛兽们的“努力工作”，那么草食动物就可能无所限制地过度繁殖，甚至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当我们看到那些形小体弱，力量明显难敌狮虎的羊、兔之类小动物不幸惨遭猛兽撕食时，总不免激起不平和同情。然而又一想，按动物世界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也许是它们不可改变的宿命。但是，当我看到威武雄壮的野牛居然也落到被狮子吞食的命运时，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惆怅和困惑，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顽强地呼喊：“不!
这是不对的! 野牛被狮子所杀，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
造物主对野牛是公平的。不，与其说是公平的，还不如说是特别优恤的。野牛和其它动物如山羊、麋鹿之类相比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它那铜浇铁铸般的巨无霸似的身躯足有狮子的两倍，一头成年的雄牛有半吨的体重，在陆地上除了大象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动物可以与它相匹敌，野牛的气力是惊人的，在肯尼亚国家公园里，一头发威的野牛可以轻易的顶翻一部中型吉普，最令人侧目的是它那一对锐利强劲的犄角，古罗马手持利剑神勇无比的斗牛士们就常常丧身在这一双利戟之下……再加上他那一身宛如铠甲似的韧皮和坚硬如铁的巨蹄，平心而论，凭着野牛这些独特的禀赋其克敌称雄的能力决不会稍逊于徒仗钩牙利爪的狮虎之辈。战国时代的田单就充分调动了牛的战斗力，他的火牛阵把全副武装的敌人杀的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足见牛力之大，牛威之神。
按照费厄泼赖 (Fair Play)的精神，如果我们用一头野牛与一头狮子对阵，凭他们的自己的本事厮杀，我想，那少了帮手的狮子未必是野牛的敌手。况且在自然环境中野牛拥有一个狮子永远无法企及的优势，即数量上的优势，野牛性好集体行动，少则成千，多则上万，而狮子癖性独来独往，至多三五成群而已，试想凭着野牛的实力和数量，它们在原野里与狮虎邂逅时，只要存有抵抗之意，其实根本都不用角斗，只消对着狮子一阵冲锋，万蹄齐踩，也早已把几头狮子碾成齑粉了，怎么还轮得到狮子们来称王称霸、滥杀无辜呢?
然而，实际情形却是那样的令人沮丧。野牛逃跑了!
它们竟在完全可以胜利的时候逃跑了! 而且居然弃被袭击的同胞于死地而不顾!
亿斯万年以来，野牛们对付狮子袭击的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战略就是两个字：逃跑! (就象我们的民运人士对付共产党的镇压也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一样。)
啊，上帝，你为什么要在那威武雄壮的躯壳里安放一颗怯懦而卑微的心!
无论生物学家们对野牛的不抵抗会作出什么样的解释，依我看，野牛被狮子所杀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愚蠢与怯懦。诚然，生性怯懦未必就是罪过，天资愚钝也无可厚非。然而，愚蠢而又怯懦那就意味着无可救药的沉沦。鲁迅评阿
Q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问题就在一个"争"字上。要争，首先要有敢争的决心和抗恶的勇气，没有抗恶的勇气无论你有多大的实力，也只能落到随任杀戮的可悲下场了。
当我想到野牛的悲剧时，心中常常会浮起一个荒谬而又可笑的念头：如果我是野牛，或者我能够懂得野牛们的语言，我就一定要告诉野牛们：“你们真傻……你们本来是可以不被狮子杀害的，你们其实就比狮子强大……你们根本不必害怕，真正应该害怕的是狮子……你们不应该逃，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你们可以用角来刺穿狮子的肚皮，你们可以一起用蹄把狮子踩死……”遗憾的是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懂野牛的语言，我是人。
正当我不无自傲地站在人的立场上为野牛的愚蠢和懦弱而感慨不已时，忽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们人比野牛聪明吗?
你们人比野牛勇敢吗? 你们人比野牛幸运吗? 你们人有资格来嘲笑野牛的愚蠢和怯懦吗? ”
听到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我不禁愕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推敲，答案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是啊，冥顽不灵的畜牲怎么能与被称为万物之灵、享受着现代优裕的物质文明、掌握着高度科学技术的人类相提并论呢？然而如果我们能暂时抛开人类的傲慢和偏见，就会发现绝对性的结论未必能包容全部的客观事实和真理。
其实野牛的生活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堪与可悲，除了它们偶而与狮虎遭遇时会面临危险之外(实际上这样的机会并不很多），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的是不愁匮乏无忧无虑的日子，而在人类社会里有多少人能享受到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欢乐，即以野牛被狮子所食而言，那毕竟不过是屈服于异类的暴力，而我们人呢？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有几个人敢奋起反抗同类中的暴君的压迫呢？野牛屈服于狮子毕竟是因为缺少厮杀的牙爪。而我们人呢？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样都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暴君和独裁者在自然的禀赋上并没有比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多生一根毫毛，然而大多数人民却习惯于匍匐在统治者脚下忍辱偷生。至于说到力量和数量的对比，那么人类更是没有资格来责备野牛的怯懦了。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暴君与被压迫人民相比都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人们却不懂得利用这种绝对的优势来反抗压迫和争取自由。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现实，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面对暴虐、邪恶与不义时，自以为有良知和智慧的人类的表现与野牛等动物相比，是毫无值得称道之处的。事实上，我们也许比野牛更为怯懦，我们也许比野牛更为愚昧，因为我们是自命为有道德意识的人类，所以我们有时就显得比没有任何道德意念的动物更为颟顸！我们嘲笑野牛的怯懦和愚蠢，与其说是五十步笑百步，还不如说是百步笑五十步呢！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我们在上面不厌其烦地赘述关于野牛和狮子的故事，当然不是出于对研究动物生活习性的兴趣，而是因为这个发生于自然界中真实的场面深刻地、极具象征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常常被人忽略或者被人故意掩盖起来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作为文明人类，我们要不要、敢不敢、能不能反抗暴虐，抵制邪恶和摒弃不义？一言而蔽之，我们是不是应该恪守维护正义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可以预料，每一个自认为认同现代文明原则的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遗憾的是，对抽象的道德原则的认同往往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能忠实的维护这个原则，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喧腾一时的千岛湖事件随着三个凶手的伏法而落幕了。台湾的舆论几乎千篇一律的表示不相信这一个牵涉了三十二条人命的泼天大案，是三个乳臭未干的小流氓所为。台湾安全局的一名官员甚至还煞有介事的透露，有中共的军警涉案云云。他们的基本理由是除非有高效率的自动武器，三个小茅贼绝不能制服三十多名成年人就范。这种判断失之简单，只有对中国人的社会习性缺乏了解而又不愿意反省的朋友才会迷信这种推论。长久以来，我们中国人面对邪恶和暴虐的根深蒂固的处世哲学就是“明哲保身”，“出头椽子先烂”，“身体发肤，不得毁伤”，多数中国人一遇横逆的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躲藏逃避，总是心存侥幸。更有甚者，暗暗希望灾祸只落到别人头上。
三十多名受害者在三名暴徒的一把斧头、两支猎枪的威胁下，惊恐之余，唯一的希冀就是逃生。关键是他们相信只要交出钱财，不与凶犯抗争就可保命，于是服服贴贴地走进底舱。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受害人放弃任何反制抗恶的念头？在当时十比一的优势下，只要敢于反抗，胜负可以立判。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屈服、其实是自取灭亡的道路！究其原因是因为抗争需要团结，抗争需要有人带头，而带头者要冒首先被伤害的危险，于是谁也不肯出头……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这里我们不妨作另一种假设，如果这三十二个受难者不是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同胞，而是尚未开化的非洲土著，或桀骜不驯的印第安人，抑或纽约哈林区的黑孩子们，他们面对这三个初出茅庐的小土匪时，会乖乖地交出钱包走进底舱吗？
又假如在三十二个受难者之中有人不甘屈服，大胆带头冲向暴徒，众人趋势一拥而上，届时也许会有少许伤亡，但这时暴徒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必定势不敌众，从而船上大多数人都可保无恙。遗憾的是，我们的同胞却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不出头抗恶”的行为逻辑选择了同野牛们同样的道路，而因为他们面对的敌手是人而不是狮子，所以其结局就比野牛更为悲惨……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相信了中共当局的宣传，甚至有人会说我们亵渎了死者的尊严，然而我却相信我们活着的人唯有勇于正视事实，敢于从血的事实中汲取教益，并籍以总结出防止再发生类似悲剧的根本解决之道，这才是真正严肃的、负责任的、可以告慰于死者在天之灵的正确作法，而不管这个事实有多么沉重、这个教训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
或许有人说千岛湖一案只是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不能说明我们国民性中有“不抗恶”的痼疾，那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我国现代史上、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疾首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场面吧。当南京沦陷前，驻守在下关附近的尚有近一万名装备齐全的国军来不及撤退，当时进攻这支国军的日军只有一千多人，而且伤残惨重，实际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当他们久攻不下计划撤离时却传来了这支国军愿意投降的消息。当时此部日寇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接受十倍于己的枪炮齐全的国军投降，于是日寇以保全战俘的生命为诱饵，下令让这近万名国军自行解除武装到城墙脚下的一条干涸的河床中集合，当国军遵命在指定地点刚一放下武器，日寇就亮出了隐藏好的机枪，等被俘国军觉察上当再想拿枪反抗时，为时已晚，近万名国军就这样全部被射杀在那里，饮恨千古……
重提这个想作野牛而终于没有作成的中国人的悲剧是难堪而又痛苦的，但也许又有人说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反省野牛的故事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还在眼前的那件震惊全人类良知的历史大悲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吧。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为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而聚集在广场上，要求中共当局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制止“贪污官倒”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权派竟悍然调动几十万正规军，使用坦克机枪等现代化武器，把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沉浸在血泊之中。这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中都是天理难容的，照理稍有人权意识的人民绝不会再愿意接受这种毫无人性的政权的统治，稍有人道理念的知识份子也绝对没有再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的合法性的余地。然而“六四”屠杀以来五年多的许多事实，让每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国人无不深感无地自容的羞耻和刻骨铭心的悲哀……
不必提刽子手的自我辩解，也不必提小市民的麻木健忘，更不必提官倒暴发户的幸灾乐祸，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八九民运中某些“知识精英”们的忏悔吧：
“六四”枪声一响，一批惊魄甫定的野牛们不知是为了自我解嘲还是为了自我安慰，竟纷纷兢相扮演起迷途知返的羔羊来了。一个参加过“六四”抗议游行而后及时“省悟”而回国晋身教授的颜真说：“我认为邓小平的选择毫无疑问地避免了中国社会持续的震荡”，“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局面将无法收拾，这几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可想像。”还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民运”理论家撰文说：“不开枪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参加天安门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反省说：“我们哪一点比共产党强？”，他反复鼓吹“社会和解”，要人民与刽子手联袂合作。因投机民运而声名鹊起的刘晓波以“真诚的忏悔”换取了中共的宽大，出狱后果然不负君恩，摇身一变以攻击谩骂民运为业，呼吁“要高度评价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因身份特殊而引人注目的戴晴女士，更以其在中共狱中的受到的人道待遇到处现身说法，赞美中共的“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归纳起来，这些精英们的主张就是八个字：“杀人有功，抗争有罪”。这种从背后向受害者放冷箭来取悦刽子手的行径，比野牛们因怯懦而逃跑更加可悲、更加可耻、亦更加可恶。这种行为有背于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为人道德。我从来认为，对一个为维护其独裁统治而已残害了八千万无辜人民的政权，对一个至今仍坚持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专制政党，承认不承认人民有反抗它的权利，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良心问题，一个道德问题。
在文明人类的社会中，无论人们对世间万物的立场和观点有多少千差万别的分歧，也无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有多少千变万化的不同，但是有一条根本的人类法则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人道和正义的法则。因为这条法则是区分人与禽兽(其实有些禽兽的行为未必不如人类高尚)、文明与野蛮的最后分界。这条最后的底线一旦被逾越，人类追求的其他价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叙说野牛与狮子的故事当然不是为了追寻那早已飘逝了的童心，我们想藉这个故事向人们、特别是向中国同胞们呼唤那几乎已被专制独裁者摧残殆尽的维护正义的勇气和信心。一个民族无论它具有多大的潜力和能量，如果对人间的邪恶和暴虐失去反抗的意志，那么这个民族将永远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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