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29, 2013

“两个中国”刍议



倪育贤  1995.7.16
[编者按] 
《“两个中国”刍议》是倪育贤先生在1995年7月写的一篇时论。文章对当时国民党主政的台湾政府的国家定位政策有严肃的批评,并指出了民进党推行的“台独”政策的危险性。文章指出只有实行承认“两个中国”的政策,才能防止两岸人民堕入流血冲突的悲剧。
时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台湾大选后社会撕裂、族群对决的严重局面,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在国家认同上的模糊政策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国家认同上的错位是蓝绿两军的共同弊端。现在我们再次发表《“两个中国”刍议》也许会给读者诸君某些新的启迪。

一、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
 
    主张两个中国的政策目前在海峡两岸还都属于禁区,但是,笔者认为,两个中国不但是一个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防止两岸堕入流血冲突,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是最后走向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专制政治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重名轻实甚至因名曲实。在这种政治文化支配下,中国历史上常常生出许多名不副实、名实相悖的畸形怪胎来。中共搞的民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名实相悖的民族悲剧。可悲的是, 这种只求虚名不顾实际的做法常常显现出某种“神圣”,甚至还衬托出一种追求伟大理想的虔诚,但终因为其不实,所以结果往往是图虚名而招实祸。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清帝为了天朝威仪,要求洋人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不惜进行鸦片战争,最后弄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毛泽东为了早进共产主义而执意发动大跃进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我看来,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打着申张民族大义的神圣旗帜和扛着维护祖国统一的唬人招牌,但终究因为它本身的虚妄,如不及时加以扬弃,最后定为酿成祸及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流血大悲剧。殷鉴不远,在夏之后。国人可不戒哉!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时与周恩来在“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上撞上了一个难于逾越的暗礁:这就是双方无法找到共同认可的文字来定位台湾和大陆的国家关系。因为任何外交辞令都无法抹煞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事实,而对此当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都不愿公开承认客观现状。正当尼、周两人苦无良策,“上海公报”眼看就要泡汤时,基辛格建议在“公报”中写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表异议”一句,周恩来闻之,称赞“基辛格不愧是一个博士”,于是,“上海公报”得以拍板出笼,尼克松的大陆行终于改变了东西半球的政治格局。这个公报从此就成了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法律依据。虽然基辛格博士的这句话打开了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难结,但他却给海峡两岸的关系套上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因为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当时的一种政治现实,但实质上却是用某种准国际公约的法定方式确认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话,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神话之所以会被当事国和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只是它与其说巧妙,不如说狡诈地回避了所谓“一个中国”的实质涵义究竟指“谁”这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声称自己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他们对“谁”是一个中国的解释完全是各说各话。北京解释“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北的解释却是指中华民国。他们各自所坚持恪守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的政治含义实在昭示他们只承认自己一方的法统地位和否定对方统治的正统性,并为自己日后用武力“解放台湾”或“反攻大陆”埋下伏笔。

无庸讳言,五十年代初,国共双方所坚持主张的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表面都堂而皇之的打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但骨子里却是打著不容任何政治异己力量分享统治的算盘。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一个中国”的政策起初只是一种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和目的性非常明显的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经分裂分治的历史现实的一种政治愿望。“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政策宣示,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主观描述。如果说在国共分治海峡两岸的初期,“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某种政治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话,那么在大陆和台湾已分治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是闭着眼睛说只有一个中国存在,那就不啻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梦呓了。

二、悬在台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众所周知,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起,原来一统的中国已经一分为二,分裂为互不隶属,主权独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根本不同的两个政治实体,一个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维持原名仍称中华民国。这两个政权尽管互不承认,尽管它们各自都声称只有自己才代表正统,尽管它们各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和影响力时有消长?但是,它们都分别在各自管辖的地区内维持了有效的统治,并且分别得到了同情自己的友邦的承认和支持。长久以来,虽然它们各自都曾经宣称总有一天会将对方统一到自己的版图中来,但是,四十多年来他们谁都没有能够把对方消灭掉。不仅如此,双方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上这样一系列明白无误的事实,对一个尊重现实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确实存在着两个互不隶属的、分别由意识形态根本不同的中国人治理的两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什么是国家? 国家是由人民、土地与主权三要素构成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探讨,台湾和大陆都各自拥有全部与完整的无一或缺的国家特征;它们赋有各自的土地和疆域,它们拥有各自的国民,它们行使着完整的主权,他们建有有效的政府和法律,它们都设有其运作正常的法院、军队和警察。他们都具有无可否认的国际人格。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个国家都自称为中国,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国号,不致引起称谓上的混淆。正如世界上曾经同时存在两个德国、两个越南和两个朝鲜一样,如果双方都能够理智客观冷静地承认历史造成的后果,那么,两个中国的同时存在,对双方均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两个中国完全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平等相处,和平兢赛,互相尊重和互通有无。如果双方的人民和政府日后都有统一的意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协商也可以走向统一,但是问题就出在“一个中国”这一个错误的政策上,你既然把“一个中国”当作不可动摇的原则,那么,其中一方就必须把另一方看成是非法政权或地方政权,必欲“解放”、“平定”、“收复”、“消灭”,直到合并成事实上的一个国家为止。目前的政治事态是,无论从面积、人口、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来看都是大陆强,台湾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方面当然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强烈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政治谋略,所以中共四十年来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企图迫使国际社会接受他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其中隐藏着的霸权心态和凶狠杀机,不言自明。因为只要“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公认,那么中共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吞并台湾都是顺理成章的统一国土的内政,他人无法干涉。但是,对台湾来说,在明明存在着独立的国家形态的情况下,也人云亦云地承认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实在是一种政治自杀。

“一个中国”实际上是悬在台湾中华民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政治理念与政治现实的混淆

    现在中共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一张王牌是,动辄指控对方“制造两个中国”,这从历史事实上来分析实在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因为真正制造两个中国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如所周知,本世纪初以来,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满清后创建的中华民国,正是中共为了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而发动武装造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把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政府排挤到海外一隅 ------ 台、澎、金、马,这才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两个中国隔海对峙并存的历史局面,中共既无法消灭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却反过来把制造两个中国的罪名栽到别人头上,这不是赤裸裸的贼喊捉贼吗? 这就象一个入侵者强占别人的房屋后还不准受害者的后代觅屋另居一样蛮不讲理。

    目前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最危险的思维方式是把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但是如果因为执着于这个无可指责的希望就拒不承认中国已经分裂分治了四十多年的严峻事实,而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强制他人必须供奉的金科玉律,那么就必然会一头栽进专制的泥坑去而充当专制暴政的吹鼓手。
    现在一些朋友由于强烈的希望统一,而不愿正视两个中国分裂分治的现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正是由于有分裂分治的事实,才产生了希望统一的要求。如果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追求统一呢?追求统一的前提是承认分裂,不承认分裂也就无所谓追求统一,现在中共一面口口声声高唱追求统一,一面又拒不承认海峡两岸是两个分裂的政治实体,这简直是违背常识的儿戏。

    人们在讨论敏感政治问题的时候,另一种常见的谬误是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不少人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是因为他们不赞成两个中国的理念,因为不喜欢某一事物而拒绝承认其存在是一种唐吉珂德式的精神蒙昧,就象中世纪的教会由于不赞成日心说而坚持否认地球围着太阳转动一样。“两个中国”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既是事实就不存在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只存在愿不愿意老老实实面对现实的问题,就如地球是圆的,这是一个事实,你赞成还是反对都无关于这个事实的存在。

   中共宣扬“一个中国”论的荒谬不仅在于因为它不喜欢“两个中国”的存在,而企图抹杀“两个中国”存在的事实,更荒唐的是他还威胁和攻击敢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国际舆论和海内外人士,中共摆出一副恶狠狠的吃人般似的凶相说,谁承认两个中国就是在分裂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甚至威胁要用武力来消灭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种叫嚣充分暴露了中共这个思想统制狂的法西斯嘴脸。现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是两千一百万台湾人民英勇抵制中共暴政自立自强的结果,在现阶段“两个中国”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如果已经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中华民国被中共软硬兼施所压服而“统一”于专制暴政之下,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历史悲剧。

四、跳出一个中国的陷阱

    当前真正令人忧虑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七十年代初,当尼克松政府为了制衡苏联转而拉拢中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后,中共就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面对国际形势的逆转,国府理所当然应修正作茧自缚的“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政策。本来,只有当机立断地提出两个中国政策,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相抗衡,并在事实上彰显中华民国的存在。可惜的是,由于主政者的迟疑和威胁于中共的恐吓,国府始终没有迈出这关键的一步。遗憾的是国府至今还言不由衷地继续唱和中共的“一个中国”的老调,这就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陷阱中。

    最近,国府的一系列务实外交,如李登辉总统访美和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实质是在彰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一步,但是由于始终不能把“一个中国”的死结解开,国府的务实外交处处自相矛盾,泄滯难行。例如,最近当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和共和党领袖杜尔都公开声称要推动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时,国务院的罗德就声称由于“台湾”自己也承认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国府没有与美国建立官方关系的意愿,对此,尽管国府外交部发言人马上提出反驳,但事实上,只要国府不尽快跳出“一个中国”的陷阱,美国国务院就有充分的理由来堵塞美国国会要求承认台湾为一独立国家的正当要求。因为,既然国府自承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既然国府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国际地位,那么,在中共占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它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建有邦交的情况下,国府还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能以中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呢?勿庸讳言,国府一面千方百计地追求以独立的国际人格重返国际舞台,一面又声称自己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难于自圆其说的,历史证明,一个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一定会陷政府于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平心而论,美国国务院以此指出国府没有成为独立国家的意愿,并不为过。

    在明知一个中国的政策成为堵塞中华民国国际空间的最大障碍时,台湾当局为什么不挺起腰来,决然废止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中国”政策呢?

    当然,为一项过时的陈腐的错误的政策辩护,主事者可以找出各种冠冕堂皇、也似乎言之成理的理由来解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湾害怕触怒中共及其由此引起的报复。现在,弥漫于台湾朝野所谓“不要刺激中共”的论调就是这种恐共心态的生动写照。其实,这种“倚侥幸于中共满意”的心态是靠不住的,也是遗害无穷的。实际上,台湾今天实施的务实外交对中共的打击并不低于明白公开地实行两个中国政策对中共的刺激。然而,只有公开的宣示两个中国的政策,才能明确地向世界舆论表明国府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同,也唯此才能鲜明地划清国府与台独的界线,这将在极大程度上解除中共以防止台独为名对台湾实施突然袭击的借口。必须指出,出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人民在心理上接受两个中国政策的承受力要大大超过接受台湾独立的承受力,由于传统文化的因素,大多数中国人对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持极度排斥和鄙夷的心态,他们把这些人看成是汉奸和叛国者,但是,他们对因为政见不同而割据独立的中国人从来都是持包容和宽恕的态度。谁如果不能理解因历史文化而造成的这种特殊国情和民族心理,谁就会在制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政方针上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国府如果公开宣布奉行两个中国政策,这不过是从一种名不副实的政策转而实行一种名实相符的国家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在认同一个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政治现实。中共企图以此来挑起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仇恨是难以奏效的,可见,认为中共会以台湾实行“两个中国”为名悍然挑起两岸战争是不现实的。恰恰相反,目前这种不明不白的既非“台独”也非“两个中国”的暧昧情势倒是一种容易误导大陆人民的危险状态,因为在此情势下,中共可以充分运用所有媒體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来诱骗大陆人民相信国府正在引导台湾走向台独,而遏止台独确实是中共能够裹挟大陆军民攻台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五、“一个中国”政策是孕育台独与战争的温床

    台独是指台湾完全脱离中国而以台湾民族的名义独立建国的一种政治运动,台独是由复杂的、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造成的社会现象,笔者在此不拟对台独运动进行任何价值判断,但从政治现实上来分析,台独确实是一个会导致两岸进行同胞相残的血腥战争的危险诱因,这种危险并不以台独主张的是非对错为转移。

    目前,台湾和大陆在整体国力上相比较,台湾首先在人口、地域和国际地位上处于完全不成比例的劣势,中共之所以在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对峙中没有“解放”台湾,非不欲也,乃不能也。所不能者,是数十年来毛泽东被主要是自己所制造的种种内忧外患所牵制,一直无法腾出手来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主政以来,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邓小平用“一国两制”来取代毛泽东的“解放台湾”政策,主要是因为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逐步使中共失去了武力犯台的政治依据,现在的形势是中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陆人民相信用武力进攻台湾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那么,这场战争是无法发动和进行的。在无法取得大陆人民的心理认同的前提下,要进行一场江泽民所说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危险在于台独恰恰提供了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从这一点上来分析,台独正好是中共军方鹰派将领们最欢迎的。)这个理由强大到任何一个大陆政权只要容忍台湾独立就无法维持自身统治的地步。在大陆出生和生活的中国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这种不能以理智和利害来解释的民族传统心理的强烈、可怕和执拗。这种跳动在几乎每一个大陆人民血液里的绝不容忍再丧失国土的激昂情绪,因为掺杂了积压数百年的丧权辱国之痛而更加激烈,这种大中华心态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台湾的一些台湾同胞所难以把握的。

    笔者无意在这里贬低主张台独的朋友们理念的纯真,然而,可怕的是,世界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流血大悲剧正是由纯真的、无可指责的理念引发的。在此必须指出的一个历史真实是,在目前的政治态势下,任何人只要宣布实行台独,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一场大规模的、骨肉相残的战争的爆发。至于这场战争最后谁胜谁负,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最后必将以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牺牲和巨大痛苦而告终。这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场无法弥补的浩劫。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分析,我们无法认同台独的政治诉求的现实可能性。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有些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事物但在本质上却有着无法分割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来看,似乎彻底反对台独的“一个中国”原则,其实恰恰是滋长台独运动的温床。

六、“两个中国”是通向两岸和平统一的桥梁
  
    笔者在访问台湾岛内主张台独的民众和海外鼓吹台独的人士时,做过认真的调查,当询问他们何以赞成台独时,最普遍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害怕大陆的专制和贫穷,真正由于认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无条件追求所谓“纯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宗旨的普通老百性极为罕见,这一事实发人深省,这说明台独运动之所以得到台湾社会草根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其深层的原因并不是在于它的民族分离和文化认同这样意识层面的诉求,而主要是出于实际生存环境上的、切身利益的考虑。在自由与专制、富裕和贫穷之间人民当然倾向于选择前者而抛弃后者,大多数表面上支持台独的本省人民实际上真正追求的目的是要可靠地保障自己已得到的自由和财产不至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强权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在天安门屠杀和千岛湖事件以后,在民意调查中赞成台独的台湾民众的百分比突然大幅度提升的重要原因。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如何理解台独情结和寻找避免战争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府长期以来公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使台湾大多数人民都笼罩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沦于共产党专制铁蹄下的恐惧之中,台湾民众虽然也意识到台独是一条险路,但是,这与终年累月的提心吊胆、既无出路也无前途地-处在中共暴政的枪口下过低人一等的无国格尊严的次等公民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台独当然就会成为一种值得一试的选择,因为实际存在的屈辱和恐惧比起尚未发生的危险往往更为难以忍受,荒谬的“一个中国”政策使台湾人民除了台独以外别无摆脱恐惧的选择,由此可见,“一个中国”是驱使台湾人民倾向台独的潜在主因。“一个中国”形似反独,实为资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为今之计,国府倘能深切勘明“一个中国”陈策的危害,毅然宣布实行名副其实的“两个中国”政策,昭示天下: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相处,台湾作为两个中国之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当然承继者。这样做,既能消解台独隐患于无形,又能申张国府尊严于世界,“两个中国”的确认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尊重。在解开了“一个中国”死结以后,海峡两岸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平等相处、和平共荣的良性互动的新时代。在彻底消除了台湾独立的隐忧和结束了单方面以武力相威胁的局面以后,“两个中国”最终将成为通向和平统一的桥梁。

七、人民的自由和福祉高于一切

    综上所述,现在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对生息于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幸事和善事,这也是从根本上避免发生两岸同胞手足相残的流血悲剧的一条康庄大道。但是中共当局出于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野心,对能够真正维持两岸和平的“两个中国”政策视如洪水猛兽,谩骂攻讦、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共的宣传里,两个中国已经成了如民主自由一样可怕的罪名。中共的这种歇斯底里行径只能说明它对抗世界和平民主潮流的横蛮和愚蠢。自从苏共瓦解、东欧自由之后,中共慑于共产神话的破产,不得不悄悄卷起其兴无灭资的共产主义旗帜,为了修补其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喉舌纷纷改头换面,从主张“工人无祖国”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摇身一变为狭隘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鼓吹者。

    中共故意混淆祖国和国家的区别,故意混淆国家和政权的区别,故意混淆政权和人民的区别,中共把自己装扮成中华民族的代言人和国家利益的当然代表,更可笑的是中共居然公然把拥护不拥护它的独裁统治当作爱不爱中国的具体标志。为了揭穿中共的偷天换日的诡辩伎俩,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在国家问题上自己的立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中国,但是我们不能爱代表中共独裁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作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的承受者是永存的,但中共的一党专政作为一个反民主的政权是必须废除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目前事实上存在的两个中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的协商最后走向统一。但是,中国必须统一于自由,统一于民主,统一于繁荣,统一于和平,我们坚决反对中共把中国统一于奴役,统一于专制,统一于贫穷,统一于暴力。

    现在中共口口声声宣称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欺诈。如果中共真有一丝一毫的民族大义存在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首先承诺放弃用武力来解决中华民族的内部争端;它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就应该宣布放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他就应该无条件地把台湾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来谈判结束战争状态和缔结和平公约。只有这样才能在事实上证明中共确实有维护中华民族手足之情、同胞之谊的起码诚意。

    世界历史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与和平已经成为文明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中共如果企图用野蛮的武装暴力来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必将遭到两岸全体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唾弃而自取灭亡。

    承认“两个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分裂的状况永久的固定下来,历史的经验是只有承认国家分裂的现实,才能创造和平统一的契机。但是必须指出,统一并不具有最高的价值,在神圣的“国家统一”的原则之上,有着更神圣的人民的自由和福祉。在我们看来,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鉴于目前的海峡两岸的现状,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完全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大陆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并走上民主自由道路之后,统一才是具有价值的和值得追求的。(全文完)





从否定柴玲到否定民运


                                                
                                            ------兼评丁学良先生的几个观点
              
倪育贤   1995.5.1

一、柴玲活着不是罪过

    读了《世界日报》五月二十七日题为“六四悲剧,利己英雄误导群众; 文革遗毒,道德价值荡然无存”的专题报导以后,笔者有几点不同意见提出与立论者商榷。该文根据一位外籍记者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中的一段对白,指控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这一从道德角度出发对柴玲个人作出的人格否定,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惟其严重,笔者在仔细检阅全文后发现,如果仅仅根据这篇报导中的文字内容就对柴玲作出如此严重的指控是失之偏颇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涉及到关键内容的短短数百字的对白中,就出现两处表示讲话有剪辑和删节的省略号。大多数不经意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这种省略,但每个接触过法律文书的成年人都清楚,在一个关系到当事人名誉和利害的陈述中,有时一个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剪辑和省略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讲话人的原意和陈述的性质。所以,在没有读过这个采访的实录全文前,一个负责的人事实上对此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记者在没有经过查询当事人的本意前,发表经过自己任意剪辑的记录并轻率作出主观的道德判断,甚至据此对当事人的人格进行极为严重的指控,这种做法至少是不严肃的。例如,在报导中,当引述了柴玲讲“只有在广场流血时,人民才能真正觉醒”的话之后出现了一个省略号,(读者当然完全不知道这里删节了什么内容,)紧接着就出现了这样两句关键的对白:

    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留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答:“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问:“为什么呢?”
    柴玲答:“因为我与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 ......

    按上述这种方式剪辑后的文字,大多数没有时间和条件追根究底的读者很自然就会得出柴玲的意思就是要叫别人留在广场上死,而自己却要偷生的强烈印象。而实际上,记者以及丁学良先生等人在报导中对天安门运动的抨击也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印象上。但是这种读了记者报导之后的印象并不切合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广场上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对上述对白中关于“在广场上坚持”这六个字的含义的理解。按记者在这个报导中的解释,似乎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就是选择了死,而不继续“留在广场”就是选择了生,甚至还意味着要让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对于柴玲这个上了黑名单的广场总指挥来说,是不是留在广场与是不是选择了死之间已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戒严令下达,大军已进城的情况下,谁出面接任广场总指挥,谁就已经选择了“死”,在这种生死相搏的严峻环境下,谁敢于挺身而出来领导和参与这场运动,谁就必须具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这恰恰就是今天那些高谈“妥协”的理论家们不及广场学生的要害所在。那么柴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究竟有没有暂离广场的打算呢?对此柴玲曾不止一次地坦诚地作过公开的说明:在五月下旬,指挥部确实有过为了防止中共“枪打出头鸟”而作出动员广场学生执行“星火燎原”方案,即分散到全国各地发动运动的计划,但后来她考虑到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就返回岗位。要证明柴玲是不是有叫“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卑鄙念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事实。而事实是,柴玲在接受了采访之后并没有如记者指控的那样偷偷“溜掉”,私下“逃亡”,而是继续领导广场上的五千名学生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在广场最后撤退的队伍中,柴玲坚持走在最前面的第一排,事实上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危险的位置,在枪林弹雨之间,共产党的子弹没有打中这位体形弱小的女总指挥,纯属侥幸,她居然活了下来。这就是现在很多事后诸葛亮们争相发难指控她的原因。然而,柴玲还活着毕竟不是一种罪过。 也许,我们可以要求一个未经任何政治风暴的女学生在经历一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腥风血雨时,不能有丝毫的胆怯和犹豫;也许,我们也可以要求她在应对记者的采访时要体现一个职业外交家娴熟的技巧和风度,也许我们甚至还可以要求她面对死亡时要表现出一个无私无畏的圣女贞德那样的英雄形象,但是我想任何人都无权指责一个走在第一排最后撤离广场的女学生是一个叫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阴谋家。

二、究竟是谁失去了理性

   如果这篇报导仅仅是旨在批评柴玲个人的行为,那么,事情还只是对一个学运领导人的评价是否公允的问题。然而,这篇文章虽然在篇首标示为新闻报导,其实除了开头一节涉及柴玲的对白这一点“事实”外,其十分之九的篇幅都是记者本人的议论和借引丁学良抨击“八九民运”的论断,这就不能不使这篇报导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舆论导向的特点。例如,文章指责“广场上激进的学生”“明知大祸将至时,仍坚决反对撤退,不断使运动升级,促使了这场悲剧无法挽回。”当时广场上的学生该进该退,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究竟是谁将这场悲剧引到无法挽回的结果,是所谓的“激进”的学生领导呢?还是挥起屠刀的中共当权派?当中共军队逼近时,广场上学生通过表决,决定坚持留在广场,坚持斗争。这在策略上是否适当,在今天当然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这与制造大屠杀的责任者究竟是谁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难道学生留在广场要求李鹏政府撤销戒严令就应该被杀吗?难道被杀一方还要承担杀人者的罪责吗?

   上述报导中一再用极具权威性的语气引证“毕业于哈佛的”丁学良先生的话:“认为呆在广场没有意义的人就会自动离开,只有认为呆下去值得的有用的有意义的人才会留下,所以广场群众的基础就是,理性的人离开了,激进的人留下来。”这段话前一半是废话,后一半却偷换了“理性”和“激进”两个概念的内涵,必须加以辩証。丁学良把是否留在广场作为划分是否理性的标准,去则誉为理性,留则斥为疯狂。这是一个毫无客观判断价值的凭空臆测,对此,与丁学良同道的龚小夏讲得更为直截了当,她说:“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泄愤运动,能将愤怒情绪煽动得有声有色的人,绝不妥协。有一些疯狂情绪的人,才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按丁、龚两位的推论,天安门运动根本是一群失去理性的疯人搞出来的,因为有理性的人都会自动离开广场。显然,在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这个问题上,丁学良与文明人类的标准并不一样,当时通过电视屏幕,全世界维护正义的人民都满怀同情、敬佩和义愤,声援在广场坚持为自由而抗争的英勇的中国青年,谴责中共刽子手的法西斯暴行。因为在整个文明社会看来,那些留在广场上向暴政抗争的学生才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当时的中国,只有在天安门广场上才真正体现了十一亿人民公民权利的觉醒,放射出人类理性的灿烂光辉。人们还记得在声援天安门学运的巨流中,曾见过丁学良和龚小夏两位的身影,也听到过他们发自良知的呼喊,遗憾的是,六年以后,丁、龚两位却反过来用尖刻的语言来讽嘲广场上的学生是失去理性的一群。在此,我们不禁想问丁、龚两位,在你们放言斥责学生之前,为什么不先忏悔自己也曾“失去理性”和“疯狂激进”呢?

三、当代中国的学生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者

    丁学良先生还由此而全盘否定二十世纪的学生运动。他断言,二十世纪“所有的学生运动,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是激进的。”他说:“学生是非常独特的不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他的人都是成年的,有自己实际利益,有自己的家庭,及许多世俗的考虑、负担,而学生没有这种负担与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运动弄成非常意识形态化、理想化,所以容易走极端。”丁学良没有提供他得出这种结论有多少社会学上的依据。事实上,丁学良所描绘的那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生群体并不存在,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除了年龄较轻,知识结构较新等本身的若干特点以外,他们当然也具有其他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相似的共性,学生作为没有政治特权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承受者,不可避免的,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当然也有许多世俗的家庭的考虑。其实,实际情形与丁学良所断言的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当前落后而又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大学生往往是凝聚家庭所有成员利益的集合点,因为除了特权阶层的少数权贵子弟以外,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必须依赖全家庭的供养才能完成他的学业,而学生的学业与出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前途,因此,中国的学生对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变化极其敏感,加上青年学生普遍具有的向往自由、追求真理的特点,中国的青年学生往往表现出比其他成年的社会群体更积极的对整体社会利益的关注和勇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关系到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危的转折关头,青年学生往往首先挺身而出、呼喊出时代的要求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青年学生毫无疑问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群体。在八九民运中,学生们切中时弊地提出了反对贪污官倒,维护人权法制的正当要求,这是完全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希望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丁学良把学生运动中闪耀着理想主义火花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民主诉求,一概排斥为“意识形态化”和“走极端”,这是一种明显带着既得利益阶层倾向的政治偏见。
    很多学者已对八九民运中中国学生表现出来的温和、平实、守纪律、有秩序的特点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一场最为和平的理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文明的先例,甚至连中共当局根据自己的统计也不得不承认八九年春民运高潮时是北京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这一事实对丁学良等人批评八九民运没有理性是有力的反证,那么为什么象丁学良这样的一批人总是出来对平和得不能再平和的八九学运横加指责,甚至还斥为激进主义呢?说穿了,丁学良们所说的激进是指学生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誓死捍卫真理和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把勇敢诬指为激进,这是近年来庸俗知识分子最时髦的玩意。但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勇敢者们首先行动起来推动社会的革新,历史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四、因怯于反抗而勇于打击反抗者

    现在在中国知识界流行一种颇为奇特的自我麻醉式的恐惧自恋症。由于中共用极为残酷的血腥手段镇压了历次的民主运动,在暴政高压下,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患上了这种很难根治的恐惧自恋症,患这种病的知识分子一面陷于对暴政迫害的过度恐惧中,一面又羞于公开承认这种恐惧和自己怯于反抗的弱点,这种极度的心理不平衡必须要寻找一个即能维护表面的人格完整,又能掩盖自己怯懦和软弱的精神解脱,这就需要一种自欺欺人的理由来进行自我麻醉式的良心安慰。于是把一切敢于反抗暴政的思想和行为一律斥为激进和非理性就成了最方便的遁词和最理想的挡箭牌了。在这批患了恐惧自恋狂症的朋友看来,在专制暴政面前,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逆来顺受,或美其名曰“静以待变”,只要大家循规蹈矩,作一个毫无非分之想的顺民、良民,就能获得“理性”和“克制”的美誉,万一那些无缘进过哈佛深造也未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平头百姓们不听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教诲,对中共专制稍有反抗之心,略存不恭之意,甚至不服政府的管制,“精英”们就会立刻祭出“激进”“极端”“疯狂”等大帽子,劈头盖脑打将下来,于是无论柴玲他们在广场上多么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但只要你胆敢留在广场抗命,“激进主义”的大帽子终归是跑不了的。

    如果我们一切都依这批自己不敢抗争因而反对别人抗争的恐惧自恋症患者的意旨行事,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八九民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无论再腐败再暴虐也必定会稳如泰山似的“巩固”下去,就向大家当年都唱惯了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幸福生活万年长”了。

五、人类良知是无法扼杀的

    丁学良先生对八九民运的另一严重指控是斥责文革后出生的整整一代青年“道德价值荡然无存”,丁学良认为,“参加八九学运这一代学生,是在中国传统道德都被文化大革命扫得一干二净,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又完全破产后成长的,在这种道德空白的期间,恰恰又传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他说,“西方文化传来的时候,最吸引这代人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他们接受这些思潮时,没有其他任何的界限。”我非常怀疑丁学良先生所谓的“扫得一干二净”和“完全破产”的可靠性,如果事情真的如丁学良所说,那么八九年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发动和参与这样一场与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政权生死相搏的顽强抗争需要极强的精神力量和非凡的道德勇气。我也从不相信,有五千年文明基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会那么脆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文革就能把它全部摧毁。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民族存续的精神基础,他既不可能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一刀切断,也不可能被内部的一时的某种变化所连根拔除。丁学良先生把八九民运中学生对中共暴政的抗争归咎为激进主义甚至是道德的沦丧,这是对是非的颠倒。从我们看来,八九民运从本质上来说,恰恰证明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复苏和人性的觉醒,北京成百万市民和学生万众一心阻挡军车进城的英勇壮举体现了全民族传统道德的整体升华。

    人类的文明史揭示了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那就是人类的良知是不可能被扼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人类的理性。良知和理性是永存的,它即没有被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所压倒,也没有被法西斯的凶焰所消磨,更不可能被共产暴政所毁灭。历史证明,无论人类所处的环境恶劣到何种地步,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善恶之界永远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之所以对祖国光明的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六、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复活

    丁学良先生断言,天安门学生从西方文化里只接受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这种说教,借用丁先生自己批评学生的话来说,确实使人有重温“党的教导”的感觉,断定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是共产党教条的重要内容。尽管丁学良以哈佛弟子的身分老调重谈,我们还是不能苟同这种地域道德论的偏见,在我看来,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人性弱点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总会存在一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来考虑和处理一切事物的人,但这与人的居住地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毫无关系。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是:自由,人权,民主与法制。丁学良断言青年学生接受西方文明首先不是接受这些正面的文明人类的基本准则,而必定是堕入所谓极端利己主义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罪恶深渊,这种悲观论调明显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教条的印记。

    更有甚者,丁学良还把这种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具体的运用到现实社会的政治分析中来,他认为由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生的“道德荡然无存”,所以只能“有个政府管着他们”,但是当“他们搞运动把政府弄得下不了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人来管他们了”。在丁先生笔下,参加八九民运的这一代青年学生就象那些非得靠凶悍的牧羊犬躯赶才能乖乖遵守秩序的羊群,当这群平素驯服温顺的羔羊由于失去了“道德”的束缚而突然桀骜不驯起来,甚至公然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丁先生就怒形于色的为“政府的下不了台”而大发不平之鸣了。丁先生的亲政府姿态在这里表达得何其鲜明,他认为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管学生是政府的天职,而学生没有人能管是天大的不幸。这里丁先生似乎忘记了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只有经过人民认可和授权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服务社会的权力,而中共一党专制的要害就在于它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的认可和授权,所以,认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依仗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丁学良鼓吹所谓中共政权管理学生的必要性实质上迎合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需要。

七、早期共产党的道德未必完美

    丁学良为了贬低天安门学生运动,把学生领袖与共产党的品质作了类比,他认为“学生领袖与共产党一样的地方是拒绝妥协,用极端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而不一样的地方是,早期的共产党还有一种理想,勇于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丁学良说共产党拒绝妥协,用极端的态度处理一切问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事实上,共产党最善于妥协,也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极端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的。可以说,没有妥协,也就没有过去和今天的共产党,从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到毛泽东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都是共产党最善于妥协的证明,至于丁学良为了贬斥天安门学生而断言早期共产党还有一种理想,勇于牺牲自己,保护他人,那更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刻意溢美了。早期共产党中确实有少数为了共产主义而不怕牺牲自己的勇敢分子,这是任何一个革命团体共有的历史现象,但同时也充塞着大规模的背叛、出卖、陷害和自相残杀,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恐怖和凶险,也许只有意大利黑手党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可以与之媲美,种种骇人听闻的实例举不胜举,而从这种斗争的奸狡和残忍程度而言,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团体都无出共产党之右。丁学良一厢情愿的企图用共产党人的崇高与伟大来反衬天安门学生的卑微与渺小,用心不可谓不苦,但因为其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也只能起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之所以不同意上述关于指控柴玲报导的理由。

 

Wednesday, March 27, 2013

论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


                                              
                                                       ------兼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
                                 
倪育贤    1994.7.16

    “六.四”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个很时髦的口号叫作“和平、理性、非暴力”。有些民运团体还把这个口号推崇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则写进自己的政纲中。一大批自称为“民主、自由”信仰者的朋友们一听到有人主张抗暴自卫就吓得大叫救命。指责、漫骂、嘲讽,围攻之声不绝。有些一向强调“宽容异己”与“社会和解”,甚至对共产暴政也主张妥协合作的“知识精英”一听到人民有权自卫的意见就怒发冲冠,暴跳如雷,立即摆出一付坚持原则的“和平斗士”姿态,冒着不惜牺牲“理性风度”的危险,义愤填膺地投入到对“激进革命论”的大批判的行列中来了。这个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我认为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当作中国民主运动的根本原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把“和平”与“理性”这两个并没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用并列的方式硬串在一个口号中是非常牵强的。这种并列式的提法意在传递一种暗示,即和平就意味着理性而暴力就意味着非理性。这种过于简单的推理方式的可靠性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是大可怀疑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稍为客观地考察一下历史和现实,我们就可以发现曾经发生过许多不理性的和平,也发生过许多理性的暴力。比如张伯伦和汪精卫式的和平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理性,而林肯和华盛顿行使的革命暴力则不但是正义的,而且也完全是理性的。

    在某一个政治态势下,主事者是采用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来因应局势,本质上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是一个用什么方式更有利于达致既定目标的手段选择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一个理应采用非和平方式的情况下却迂腐地使用了和平方式的政治家与在一个理应采用和平方式即可有效地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却鲁莽地动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家同样是非理性的和遗害无穷的。常识性的结论是,所谓策略是一种必须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改变而不断修正的可变性选择。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限制自己的策略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幼稚行为,这不但是不智的,而且也是一种不希望让自己的政治诉求得以实现的乖张行为。而把一个策略性的手段选择抬高到不容怀疑和商榷的根本原则的地步,这本身就暴露了唯和平论者的幼稚。

    在目前的民运中,把非暴力不抵抗主义当成唯一的路向选择。这不但从策略层面上来分析是肤浅的,而且从根本的政治原则上来分析是非常错误的。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没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专制独裁者坚持暴力镇压一切政治异己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放弃人民武装自卫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背弃行为。罗梭曾经非常精辟的描绘过武装者与非武装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地不平等关系。他指出,在任何有两个以上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武装的人一定会成为非武装的人的主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武装代表着控制他人生命安全的权力。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人,在另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面前,自然失去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基本权利。

    现在某些朋友一提到暴力就谈虎色变。以为暴力就意味着野蛮与不义,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蒙昧。其实,所谓暴力,实质上是指一种诉诸于物质力量的强制性行为,因此,它不过是一种手段与工具。手段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就象电力或核能等等技术手段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属性一样,暴力本身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诚然,鉴于实施暴力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某些社会成员的牺牲和痛苦,所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们并不主张在可以避免暴力的情况下主动地行使暴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是:在压迫者掌握无限制的暴力手段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独裁者迷恋于首先对人民实施暴力镇压的情况下,人民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必须掌握足以与压迫者的暴力相抗衡的自卫手段。

    事物的逻辑是,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有靠暴力来制衡,真正的和平只有在人民掌握自卫手段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是每一个理智健全者可以了解的。必须重申的一点是,我们阐明暴力的双重性质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轻率地或主动地使用暴力。毫无疑问,民主主义者认为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人类冲突的理想方式。所以,我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首先或主动地使用暴力,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我们厌恶暴力,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单方面的一相情愿的或者一劳永逸的避免暴力。在人类分成利益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历史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要避免暴力的压迫和侵犯,其唯一可行也可靠的方法是自己具备自卫的能力。于是我们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民为了避免沦为暴君的奴隶,人民必须拥有武装的权利。而从另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人民放弃武装的权利,就等于是在制造和鼓励暴君。

    在此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武装并不等于暴力。武装是一种必要时可以立即实施暴力的物质准备。------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人为了某种原因而故意的混淆暴力和武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他们蓄意利用人们普遍厌恶暴力的情绪而煽动人民放弃武装自卫的权利。鉴此我们必须分清民主主义者与唯和平论者的界限和区别。

    民主主义者与唯和平论者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不喜欢暴力。他们都认为暴力方式不是解决人类冲突的正当方式。

    民主主义者与唯和平论者的不同之处是:民主主义者认为,为了不受或摆脱专制者的奴役,人民必须拥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而唯和平论者既反对武装人民,也反对人民行使自卫的权利。

    其实,只有武装的人民才能够享有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在这个问题上,北欧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象瑞典等国已经享受了三百年以上的和平环境,而全民武装是他们获致持久和平的根本保障。美国人民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武装的自由,所以美国的民主宪政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动摇的。当民主形成传统以后,人民手中的武装实质上也许只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在民主政权建立与巩固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是否拥有武装的权利是防止公众权力蜕变成人民的压迫者的根本保证。中国的民主之路为什么曲折坎坷,步履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原因是人民没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意识与自卫手段。在独裁者动用暴力镇压人民时,赤手空拳的人民只有逆来顺受,坐以待毙。

    在人民毫无自卫手段的现状下,我们的民运精英们却口口声声地呼吁人民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这实在是很滑稽的。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侈谈和平是可笑的. 因为非武装的人民在暴力面前除了所谓和平(即接受屠杀)之外别无选择!

    要求没有汽车的步行者限制车速; 要求饥寒交迫的流浪汉节食减肥; 与要求非武装的人民“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同样荒唐的。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有可能得到和平。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在独裁政权坚持继续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民主的情况下,要求人民放弃武装自己的权利,这就无异于要求人民万劫不覆的沉沦于屈辱的奴役地位而永难自拔。因为在压迫者拥有全部武装暴力并随时有权扣动扳机的威胁下,被压迫者放弃自卫手段即等于向统治者签下了永不反抗并世代不得解脱的奴隶契约。

    要求人民放弃武装自卫的权利,无论要求者们是出于何种“善良美妙”的理由,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在实质上取消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是被称之为基本人权的诸自由中最基础的最后的权利。剥夺了这一条最后的权利,那么,一切其他的诸项权利比如言论思想自由等等都不可能有兑现的可能。在所有被称为人权的诸自由中,在专制统治下,除了“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这块最后的自由基石之外的其他权利都是可以被压迫者随时加以剥夺的。相反,压迫者永远不可能加以擅夺的就是这项“人民有权反抗暴政”的最后的权利。因为只有此项“最后的权利”是完全由人民自行掌握的。只要人民意识到并坚持行使这一最后的权利,那么,构成人权诸自由中的其他一切自由都是可以争取、夺回、以至失而复得的。

    无论那些要求人民放弃自卫权的朋友们在主观上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关闭人民争取自由的最后一道闸门。

    由于主张唯和平论的朋友极力鼓吹人民务必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根本原则”,这就必然会造成一种普遍的错觉,似乎在从专制到民主的社会转变过程中,究竟是通过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最后是由人民来抉择的。但这恰恰是不真实的。在专制统治者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治态势下,社会转型通过何种方式最终取决于统治者采用何种手段来因应人民的民主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权始终操纵在国家暴力的掌握者手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只有暴力的拥有者才可能在实际上行使暴力。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极权统治下的人民在革命之前不可能拥有具有威慑价值的暴力手段。所以,我们的朋友反复呼吁人民不使用暴力的号召实际上是在无的放矢。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放弃他们原来就没有的东西。然而,提出这种表面上看来荒唐的要求的实际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它在期求一个并不存在的幻影。它的真正政治功能在于在危机尚未到来之前就将人民可能会自然萌发的自卫意识及时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而从根本上堵塞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道路。   
      
    当我们论述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究竟通过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从根本上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政策取向时,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认为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人民只能扮演消极应付统治者政策取向的被动角色呢? 当然不是。毫无疑问,在关系到人民自身权利的一切问题上,人民当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关键在于人民对掌握自身的命运有没有足够的觉悟。在这里,所谓觉悟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民对自身权利的意识程度以及具有这种认识水平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如果人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只能靠自己来争取而决不能依赖于他人的施舍; 如果人民能够认识到只有拥有自卫的手段才可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么,他们就能迅速地完成从理念到实践的飞跃。他们就可以用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武装起来,从而在事实上成为不可奴役的独立的自由人。

    在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人民认识到自卫的必要就没有任何力量可能阻止人民武装的实现。当然这一过程完成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人民武装可以从人民自行制造武器到人民策动原来效忠于专制的军人反戈等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然而,这一过程一旦完成,即人民一旦掌握自卫的武装,那么,整个转型时期的力量对比就会出现根本性的转折,这时人民将从消极被动的地位一转为主动积极的地位。当人民手中握有具有威慑作用的自卫手段时,以往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无所顾忌地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民主要求的情势就会根本改观。 ------当叶尔钦站在转向民主派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时,他身后大炮的威力足以让共党政变分子心寒而放弃反扑之图。------专制者鉴于自身的安危必须在意图动用暴力之前考虑倒必将因此而面对的可能的报复和反击,于是,制衡和均势开始出现。这时在专制者与人民之间才开始出现有实质意义的策略选择。对人民而言,只有在自己掌握了非和平的自卫手段的条件下提出“和平”的口号才具有实际上的策略选择的价值。

    唯和平论者的一个重要的遁词是,只有遵循和平的和非暴力的原则,人民才能避免流血和牺牲,而社会才能不遭受动乱和破坏。其实这是最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谎言。在专制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常常用暴力镇压的方式来消弥人民的反抗以维持人民的恐惧。(从中共镇反、 反右到文革以至天安门事件都是血淋淋的证明。)毛泽东、邓小平等独裁者之所以敢于也得逞于向人民滥施暴力, 决不是因为人民拥有自卫力量和手段,而恰恰在于相反。历史证明,正因为人民毫无自卫的意识和力量,故而人民无可避免地在四十多年中共的暴政下沦为刀俎下的鱼肉,而难逃被随意宰割的厄运。

    “相逢难得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人类的战争史证明,在相恃双方都具有自卫手段的前提下和平才是真实的和可能实现的。在人民丧失自卫手段的情况下“和平”只不过是奴役的代名词,单方面拥有暴力造成的力量失衡从来都是引起战争和流血的直接根源。日本为什么敢入侵中国,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军力不如日本。美国为什么敢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没有原子弹。冷战时期为什么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双方都有毁灭性武器。事实证明,唯有力量的均衡,才是缔造和平之本。人民要避免流血和牺牲的根本之道是设法拥有制服强盗与刽子手的力量,而不是举起双手跪着向暴君乞求施恩。以实力求和平则和平存,以乞求寻和平则和平亡。无论国际国内,其理为一。  

    主张唯和平论的朋友们在人民毫无自卫手段而独裁者掌握庞大暴力压迫机器的现实情况下,继续高唱“和平、理性、非暴力”,要求人民放弃武装自卫的权利,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和平和免于流血,实质上是在鼓励和纵容压迫者向人民施暴。如果听从这批“慈善家”的说教行事,那将使人民付出更大的牺牲和消耗人类更多的鲜血。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根本目标的民主主义者在“和平与暴力”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

    一. 我们认为暴力不是解决人类争端的正常方式,我们反对任何首先使用暴力的行为。
    二. 鉴于只有武装的人民才能彻底摆脱专制的奴役和享有真正的和平,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