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育贤 2007.12.17
提纲
一、中共十七大已彻底堵死政改之路
二、中国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
三、中国共产党的五次恶性蜕变
四、中共已经成为世袭化、门阀化、黑帮化的贪污集团
五、革命是通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六、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七、野牛与布幔——革命难易说
八、组织民众是取胜关键
九、民主就是争权夺利
十、陈良宇案的启示
十一、
武装力量的分化
十二、
逃避还是反抗
十三、
对镇压的反制
十四、
勇敢迎接革命的暴风雨
十五、
冲破非暴力的迷思
十六、
民主革命的具体步骤
一、中共十七大已彻底堵死政改之路
鉴于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当权派坚持一党专制，明确声明拒不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的顽固立场；
鉴于中国广大平民阶层失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与绝对贫困化的日益加剧；
鉴于中共权贵门阀、寡头集团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源，社会财富与人民劳动；
鉴于一党专制造成的社会不公与制度性腐败引起的官民对抗和党群对立已经剧升至社会大动荡大冲突大爆发的临界点；
鉴于因中共的吏治不修与道义沦丧而直接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严重影响中国各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衍；
鉴于年发上万次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暴事件显示从2008年起中国社会将进入社会政治制度大变革的前夜；
为了防止1989年六四民主高潮猝然来临时人民因精神准备不足而导致流血失败的历史悲剧重演，为了在中国民主进程的关节点上正确地把握好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中国社会必须完成的由专制到民主的历史性过渡，为了使十三亿中国人民尽早挣脱一党专制的羁绊，而争得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我们中国革命民主派认为，在种种迹象已经明确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洪峰即将到达之时，清楚地阐明我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必要的。
中共在十七大之后发表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用非常明确的语言公开宣布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与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昭告世人中共的所谓政治改革完全是彻头彻尾的骗术，白皮书把中共定为不可挑战的唯一的领导核心和永远的所谓“执政党”，又把由它钦定的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指定为永远的“参政党”，白皮书还规定中国的全部政治生活都必须由中共这个老子党和它的八个儿子党来包办，幷美其名曰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共以为它玩弄的这一套假民主的把戏就可以为它的一党独裁套上一件多党政治的外衣，而实际恰恰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共产党的这一出表演使人想到美国的一种很流行的木偶秀，表演者用一只手在木偶的衣服后面操纵，自己用假声与木偶嘻笑打骂，俨然就象两个真人对话似的活灵活现，常常逗得观众哄堂大笑，中共与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与这种木偶剧确有异曲同工之秒，八个党派就象八具木偶似的被中共牵着线，窜上跳下，卖力表演，异口同声的表示要永远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共溜着用它的狼奶豢养的八只小哈巴狗来冒充多党政治实在是侮辱世人的智商。不可思议的是，这八个“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从国库中统一拨发的，中共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这些的所谓“民主党派”，用这些以中共意志为左右的牵线木偶来强奸十三亿人民的民意，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更可笑的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党魁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指定的，其中不少人居然还拥有中共的党籍，为了显示他们是接受中共的指派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才进入“民主党派”任职，有人临死还坚决要求在遗体上盖上中共的党旗，以表示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充分证明中共的所谓多党合作制是一出多么拙劣的滑稽剧。必须严肃地指出，中共摆在舞台上装饰“民主柜台”的这八只花瓶根本不具有政党的资格，因为：
第一，
作为一个政党，首要的前提是具有执政的诉求，没有执政诉求的组织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俱乐部式的社团，根本不具备政党的属性，中共豢养的这八个所谓“民主党派”无一例外的公开承诺他们决无执政的意愿，所以他们都不具有政党的资格。
第二，
政党的第二个基本属性是它的独立性，即一个政党必须不从属于其他党派的领导和管辖，而中共的所谓民主党派都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绝对领导，幷且以服从共产党的政策为政策，所以，它们实际只不过是中共统战部属下的一个工作机构而已，根本无权称为政党。
其实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中共的所谓“多党合作制”的虚妄，中国共产党现有党员八千多万人，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所有党员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人，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数量是“民主党派”的四百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四百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成员在进行政治合作。试想在一个议场里，当一个人与四百个人一起表决时，我们还能指望这四百分之一的表决权有什么政治价值吗？
中共把自己冠上“执政党”的头衔，又将由它泡制出来的的八个花瓶称为“参政党”，这种“王老虎抢亲”式的“拉郎配”真叫人哭笑不得。举世皆知，中共建政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一直是由共产党独霸政权的一党专政制度。但中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为了掩耳盗铃，死拉活攥泡制出八个所谓“民主党派”来为中共抬轿子。硬说这才是世界上最合理最有特色的“多党民主政治”。但中共又不甘真的放一丁点权力让这八个儿子党分一杯羹，尝一点执政的甜头，就别出新裁地把这些“党”钦定为“参政党”，参政者，参拜有份，掌权无份之谓也。对于 “参政党”这一说，因为这是中共独家发明，独家炒作的，环顾世界上近百个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没有一个有设置“参政党”的怪事。可见这是中共自己孵出的怪胎，所以中共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我们对中共拥有“参政党”的发明权、专利权、解释权幷无异议也不屑异议。 然而对于中共胆敢自称“执政党”这一壮举，笔者认为必须加以辨正，“执政党”这个名词是现代民主政体实施多党政治的特定概念。“执政党”是相对于“反对党”而言的。所谓执政党是指在多党平等选举时拥有多数选票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而在选举时因选票少于他党而落败的政党就被称为反对党或者“在野党”。由此可见，要称为“执政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它必须承认幷参与多党公平竞选的民主宪政体制；第二，它必须在合法的多党竞选中胜出；第三，它必须恪守法定的执政期限，即它必须在法定的执政任期届满时自动和平交出政权，转让给下届胜选的政党。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必须在满足这三个前提条件后才可能被确认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执政党”。显而易见， 共产党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它居然敢以“执政党”自炫。这就像一个从业多年的老鸨一定要冒充处女一样既可厌又可怜。共产党不但否定民主选举，剥夺人民的政治选择权，还永久霸占国家的公权力绝不松手。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专制党、独裁党、法西斯党竟然还厚着脸皮以“执政党”自居。真是指鹿为马，沐猴而冠。在此我们不得不敬告胡锦涛先生，你们共产党既然执着于专制又何必要佯装爱好民主呢。东施效颦，贻笑国际，不是自取其辱吗！
当人们千百次地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每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有识之士都明白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就是要变革中国共产党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党专制制度，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能不能接受人民的选择的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统治权力继续顽固坚持不改，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现在中共的白皮书明确宣告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是说中共已经彻底关闭了政治制度改革的大门。堵死了由政治协商开展民主改革的所有通道，在这个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旨在于中国建立由人民来选择政府的民主政体的中国民主运动，除了革命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二、中国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
作为一个有良知与理性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了解当代中国在世界文明社会中的位置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在人类历史坐标中的定位，环顾全球，在世界所有大国都先后迈入民主文明体系的二十一世纪时，唯有我们中国还处在陈腐没落反人性的共产专制的羁绊之下，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在一个特定的不容批判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由一个特定的党不受制约的永久占据全社会的统治地位，这个超越全社会的特定的权力阶层利用暴力来独享全社会的公权力，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所有国家机器都占为己有，这种不受监督和选择的永久的政治特权理所当然不能得到全社会理性的认同和自愿的服从，于是，这个特定的权力集团就必须利用暴力和欺骗来维持它的统治不受挑战和质疑，它就必须钳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人民在一党专制之下就必然沦为被奴役的工具，于是政治的腐败与道义的沦丧也就不可避免，共产党为了巩固专制，愚弄人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无论是官是民，穷人富人都要团结合作在党的周围，建设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 一些缺乏权利意识的中国人，长期受党文化的蛊惑；就误信中国人不该去批评中共的不是，共产党再不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务事，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护短心态，一听到有人批评一党专制就心生反感，甚至反唇相讥，正是这种党国不分的迷误为共产党所利用，成了维护一党专制的精神支托，尽然，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今日的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就是少数共产党权贵利用对公权力的非法独占，长期愚弄压榨盘剥欺负大多数无权的中国人，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利害完全相反的两个社会营垒，一边是拥有无限制的绝对的统治权的共产党权贵，另一边是完全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无权平民，当今这个社会对中共权贵而言是一个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荣华富贵享受不尽的人间天堂，在这个天堂里他们不但享受着平民百姓永远无法企及的优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在社会关系中也是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特权贵族，他们不但自己骄纵淫逸，为非作歹，而且他们的亲朋好友、部属故旧也无不享受到权力关系网带来的好处。在一党专制的荫庇之下，中共权贵已经逐渐相互勾结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结合体。这个利益体经过数十年的合纵联横已经形成凝固化的、家族化蜂巢结构。
时至今日，中共权贵阶层已经具有世袭性、门阀性、黑帮性、垄断性四大特征。他们高居于法律约束与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群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享有永久特权的治外法权阶层。在这个权力架构下，这些权贵只要获得与维持最高权力寡头的承认，他们就成了永远的贵族和统治者。所以这个阶层就把一党专制视为绝对不能放弃的金科玉律与护法尊神。对中共权贵而言，没有一党专制的保护，他们的一切利益将化为乌有。而无权的平民大众在一党专制之下，越来越沦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一无长物的真正的无产者。他们既无土地也无房产，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阶层。
在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中，他们失去了在毛时代曾经拥有的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与相对稳定的劳动权利。今天广大平民阶层被迫承受了“中共经济改革”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恶果。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用自己的最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被中共权贵们以所谓经济改革的名义用种种手段巧夺豪取、化公为私、占为己有。 在奉行“权力本位”律的一党专制体系下，按照“谁占有多大权力，谁就拥有多大财富”的原则，平民阶层在丧失了基本人权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平民越来越成为毫无社会地位的底层贱民之后又同时成为毫无私有财产的赤贫群体。平民阶层的奴工化与中共权贵的贵族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绝妙注脚。无权的中国平民是处在一党专制的权力金字塔压榨底层的现代奴隶，他们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他们是任人宰割的劳力出卖者和活的机器。中共一党专制的根本要害就是剥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前提，那就是人的自由。为了夺回做人的权利，为了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中国的平民阶层只有一条生路可走，那就是组织起来结成自己的利益团体，通过坚韧不拨的斗争，以革命的手段来废除中共的一党专制。
三、
中国共产党的五次恶性蜕变
中共从1921年建党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在这86年中，中共的政治性质已经有过四次历史性的蜕变。第一次蜕变是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从一个笃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暴力革命集团蜕变为对国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封建法西斯主义集团。第二次蜕变是从1949年至1966年，中共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蜕变为左翼社会法西斯主义集团。第三次是从1966年至1977年，中共由毛派的左翼社会法西斯主义集团蜕变为邓派的右翼社会法西斯主义集团。第四次是从1977年至1997年，中共又从右翼社会法西斯主义集团蜕变为特权官僚国家恐怖主义集团。第五次从1997年至2007年，中共从特权官僚国家恐怖主义集团蜕变为世袭、门阀、黑帮恐怖主义贪污集团。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道出了社会必须建立权力制衡体系的真谛。一方面，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权力的运作是绝对无法维持其生存的。然而如果只有权力运作而没有制衡权力的系统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堕入反人性、反人道的深渊。中共建党近九十年来，一直实行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的残暴实验。这个实验是靠牺牲和践踏中国人民的自由与人权作为代价的。这个实验的结果是：由于它一直奉行蔑视生命价值、践踏自由人权的准则，所以它建立社会主义平等社会的乌托邦终于沦为泡影，而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共产党进行阶级灭绝政策的绞肉机和屠宰场，也使中共自身从一个原来还堪称具有社会改革理想的暴力革命政党堕落成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无道义色彩的恐怖主义集团。中共建党近九十年来的五次蜕变就是它推行反人性、反人道的专制独裁路线的必然归宿。中共的堕落与蜕变可以有力地证明一个不珍惜人类生命和鲜血的政权不管它开始时打着多么美丽、动听的旗帜，它最终必然走向反人类、反公义的邪路。一个以“反对资本家私有制”为名起家的暴力政党终于坠落成人类历史上最腐败的专制寡头黑帮私有制怪胎而告终！马克思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为他播下的“龙种”而收获到的却是一批吸血的“跳蚤”而痛愧不已！
四、
中共已经成为世袭化、门阀化、黑帮化的贪污集团
共产党宣称其实行一党专制必要性的主要理由是它具有代表“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当然的代表性。但是共产党却从来没有向我们证明其拥有这种代表性的特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除了它自称具有这种特权和专利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和合符逻辑的推论可以得出共产党为什么永远能够代表所谓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结论。一个党凭空按照自己提出的所谓代表权来论证永远霸占社会公权力的结论是极端荒唐的，这就像一个强盗根据自己的签字来证明它抢来的赃物是他自己的财产一样。而且对于思想、生产力与文化这三个概念何为先进何为落后是一个完全没有客观标准鉴定的争议。在共产党认为是先进的事物对于非共产党来说也许具有完全不同的判断。所以全部问题在于共产党怎么可以仅仅根据自己对于某个概念的一厢情愿的主观解读就有权把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国家公器及社会公权力永久性地、不容置疑地占为己有。更加荒诞不经的是共产党居然认为有权把它自己的这种判断堂而皇之地写进国家的宪法中去。中共一党专制的不合理性清楚地表明在这样一个事实判断中：即任何一个少数人群的集合体都无权要求社会全体赋予它永久享受代表他人霸占公权力的特权。这种永久霸占关系一但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社会的基本正义就被彻底的颠倒了。于是一切非正义，一切社会不公，一切污秽和卑鄙就会从此发源。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荒唐我们仅要指出其一点就足可证明：共产党执政近六十年来，中共居然可以六十年如一日地把属于人民的国库霸为党库。也就是说共产党庞大的党务系统的天文数字的花费都是从全国人民的国库里无限制地支付的。共产党一面声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是这个“公仆”居然可以着瞒着自己的主人随时随地把主人的“户头”上的存款随意支用，更荒唐的是这个“公仆”竟然可以不向主人报告他究竟挪用了多少主人的财产。党库直通国库这个事实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共产党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共有财富的盗窃者。其实说共产党是盗窃者还是轻的，因为强盗抢了受害者的钱财还要为脱避刑罚而逃之夭夭。而共产党这位“人民的保姆”吸干了老百姓的血汗还要强迫人民向它顶礼膜拜，还要人民向它山呼万岁，称其为“救星”和“母亲”，还要教育人民天天歌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用酣甜的乳汁把我哺养大！”
现在共产党的权贵已经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效益最优厚的国有企业都瓜分到自己的家属手中。中共的大批高干子弟凭着自己父辈的权力关系把本来属于国家的资源和产业用种种“合法的”名义转移到自己的名下。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共权贵子弟的荷包中。如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通过暗箱操作一举拿下全国31个省市147个飞机场的安检设备合同。仅仅一个机场的采购就价值十几个亿。如镇压天安门学运的总指挥屠夫王震的儿子王军，他的公司市值7014亿元。江泽民儿子江绵恒的中国网通公司市值1666亿元。李鹏儿子李晓勇的华能电力公司市值1600亿元。这里我们就更不必再例举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的无法核估的巨大财富。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陈伯达曾经为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而写过著名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作为国民党贪污卖国的罪魁。而陈立夫移民美国后，为生活而不得自己办养鶏场度日。但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之后的短短50年间，共产党权贵的贪渎已经成亿倍地后来居上，将国民党的贪污与共产党相比，如果说国民党是一只偷油的老鼠，那么共产党却是一气就能吸干整池湖水的河马。
当下中共官场的腐败是源于绝对权力不受制约而造成的绝对腐败。所谓绝对腐败是政治制度自身造成的全局性、整体性、永久性不可克服的总体溃烂。就如一口巨大的酱缸，只要涉足其中谁也无法避免从头至尾彻里彻外通体被染黑的命运。一度自命清廉，被誉为铁面宰相的朱熔基，曾以“预备好一百口棺材来惩治贪官”的豪语炫名中外。但后来他居然食言自肥，用退出政坛来换取家人承包国家“西气东输工程”的合约。之后，朱还为家人争得包办全国税务系统配置电脑终端的所谓“金穗工程”。仅此两个项目朱家就获利几十个亿。另一个是今天还在台上，以亲民形象名世的温家宝。他的儿子温云松子以父贵，仅以4600万元的价格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购进价值32亿的股权。温总理特批“平安保险“在香港上市后，这批股份立即暴升至73亿元。温家宝的太太张培莉是垄断中国珠宝行业的大姐大。她担任中国珠宝公司董事长还兼任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的总裁。在“国际珠宝展”上一出手就花费两百多万人民币购买私人首饰。在场的台湾珠宝协会理事长余忠达说“温总理夫人手上戴的一款戒指至少要值200万人民币以上”。大陆新贵的阔绰气派令台湾富豪也为之绝倒。诗曰：朱公豪语肃贪日，温太珠宝未贾时，设使当初下台早，一生真伪有谁知。真可谓：宰相自肥天下瘦，总理泪多宝更多！杜工部哀叹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成了胡温体制下今日中国“和谐社会”的真实写照。
今天，“共产党”这三个字已变成了豪门权贵的政治遮羞布。权贵子弟就凭着共产党不受监督的特权来掠夺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底都是普通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劳动创造出来的。中共权贵这个不受社会监督的绝对权力层已经从原来比较流动的、松散的党政官僚层越来越固定到一小部分互相勾结的豪门世家的世袭门阀圈内。谁能够进入这个圈子，谁就领到了天堂入场券，谁就有了与其他权贵寡头互相提携、讨价还价、互通有无的资格，谁就享有匪夷所思的财富和权势。所以，这个圈子中人都自觉遵守一个铁律，就是不计手段来维护这个权力圈的封闭性和稳固性。圈内人一旦发现有任何影响这个圈子稳定的因素就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把这种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就是这样出笼的。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李鹏家属可以废弃一切党纪国法悍然动用军队把学运沉浸到血泊中的原委。共产党的这个世袭的权贵圈非常清楚它的最后的命脉都抵押在能否掌握武力这个支点上。所以他们都把军队的指挥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信得过的家臣和亲信手中。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从表面上的国家机器上剥离出去，形成一个不受党纪国法制约的地地道道的门阀黑帮集团。在这个黑帮核心层中除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外是没有任何道义、规则和程序可言的，这从邓小平居然可以完全置党章于不顾，一人指定两代共产党掌门人这个疯诞举动中得到证实。邓的行为不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在中国封建帝王专制历史上也罕有匹比。历史上帝王权力再大也最多只能指定一代王储，但邓小平作为“普通党员”竟然可以一人废黜两届总书记，又指定两代总书记，淫威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叹的是中共的几千万党员也居然可以默从邓小平这种无法无天的独夫勾当为正当，这个党还有公义吗？这个国家还有天理吗？在这样国家化的黑社会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历史已经证明：
在一切的荒唐中，公权力的一党独霸是最大的荒唐。
在一切不义中，公权力的一党独占是最大的不义。
在一切不公中，公权力的一党独享是最大的不公。
因为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公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行使过程是制约一切社会关系的第一动因。 公权力一旦被某一个特定的集团非法霸持，则一切其他的与公权力有关联的社会正义就会被全部地颠倒。社会公平赖以维持的道义基础就会被彻底地颠覆了。真可谓“天柱赖以立，地维赖以系”。在一党专制肆虐的社会中，所有的法治公平正义都会荡然无存。一个文明社会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法治原则都不可能得到实施。在一党专制之下，公权力最后操纵在独裁党的几个政治寡头手中。所有社会利益冲突的最后裁决都取决于这个独裁寡头的利益取向。所以我们完成可以断定一个党无条件地永远霸占国家的公权力是危害国计民生的万恶之源。古人云：庆父不除鲁难未已。现在是党独不除国难未已。
以上我们指出中共一党专制的荒谬性幷不仅仅是为了抨击共产专制的腐朽，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国人共产党已经是一个以保权保产保命保利为唯一目标的贪污黑帮集团，再指望这个集团改过自新，指望这个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完全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因为社会一旦实行民主改革，这帮丑类的恶行就会曝光于天下，人民就要像审判纳粹罪魁与赤柬头子一样把他们押上审判台。所以这个集团就必然像恐惧洪水猛兽一样害怕民主改革的来临。因此对一党专制人民除了起来革命，彻底废弃它之外别无选择！
五、
革命是通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现在国内外很多先见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与中共腐朽的不可救药。但他们最后的结论还是寄幻想于中共当局自己的改革。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之所以至今步履艰难，害怕革命寄希望于中共是最重要的失误。
几十年来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一直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人们对革命两字产生误解和疑虑，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对革命这个概念正本清源给予正确的解释，不能因为中共长期盗用革命名义危害人民而颠倒了革命的真正涵义。我们民主主义者所说的革命其本义就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现存的中共一党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两个最坏的社会制度之一。另一个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与中共一党专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于一个最坏的社会制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干净彻底地废止它的存在。用民主制度取代一党专制，这毫无疑义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在一党专制之下，那种口头上号称拥护民主而同时又反对革命的论调是一种本题否定式的精神错乱。就像一个人声称要生孩子而又坚决反对妇女怀孕一样荒唐。反对怀孕其实就是不要孩子。在一党专制之下要民主就必然要支持革命。“支持民主”而反对革命其本意就是不要民主。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从1989年六四以来，我们民主派为推进民主已经奋斗了近二十年，但认真反省民主化的进程基本上是徘徊不前。有人怪罪民运力量太小，有人总结中共势力太大，也有人责难国际支持太弱，也有人抱怨国民素质太差，笔者认为这些原因各有其理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民运没有把革命这个纲举起来。六四以来国人被共产党及其帮闲们散布的“革命无用论”、“告别革命论”搅昏了头。认为中国的民主只能走渐进改良一途。一听到革命就吓得大叫救命。责难，呵叱之声不绝。改良邪说，足足耽误了中国民主二十年。六四之役，兴之也勃，败之也速。失败之源就在改良。笔者以为，在六四运动中北京百万市民阻挡军车进城，实际上人民已经控制了首都。如果当时民众有革命的精神，一举夺下广播电台、电视台，宣布人民自治，争取军队中立，号召全国响应都是完全可能的。这时任何一个革命动作都可能发生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如果当时的运动领袖有革命的气魄，在要害处给予致命一击使共产党心肌梗塞猝然而亡是可以做到的。固如是，则中共复亡已二十年矣！历史机会稍纵即逝，过去之事多叹无益。重要的是要勇于接受教训，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把革命的旗帜高高举起，把革命的号角整天吹响，这是中国民主走向成功必须迈出的第一步。现在有人说革命改良不必争论，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这话好像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实是谬论。因为是革命还是改良目标方向南辕北辙，依靠对象也完全不同，实践结果也截然相反。其实民运在以往二十年中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改良路线，民运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以呼吁、恳求、申诉、谏议为主。这些方式除了推行者求得良心安慰之外，对中共的杀伤极其有限，根本不足动摇一党专制于万一。这就是民运二十年来渐渐沦为弱势边缘的主要原因。二十年来经过改良路线的反复折腾，民运跌进一波又一波的低谷。事实证明，改良主义是不结果实的花朵，客观上是维系一党专制苟延残喘的强心剂。为了民主事业的成功我们必须坚决地回归革命路线与改良主义作彻底的绝裂，这才是中国民主成功的希望。
六、
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我们在中国推动民主，要解决一个依靠谁的问题。以前的民运因为背离了革命的路线，所以往往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自身改革之上，特别是寄托在共产党内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中国人等待戈尔巴乔夫一等就等了二十年，结果戈尔巴乔夫没等着，却等来了一个更加专横腐败的胡温体制。路线错误导致方向错误。现在我们明确了中国民主必须走革命的道路，那么依靠谁来革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既要革命当然要依靠那些坚决拥扶革命的阶层。在当前中国，谁会支持革命，只有最不怕在革命中会失去既得利益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权平民。我们要把民主组织扎根到平民阶层中去，把失去权利最多的平民阶层首先组织和动员起来。要提出最切合平民阶层具体利益的口号和政策。现在我们把“还地于农”和“还产于民”当作最主要的革命诉求提出来。我们相信只有抛弃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把革命的力量坚决地转移到平民阶层中去，这是民主革命能够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
七、
野牛与布幔——革命难易说
现在有人说，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没有进展是因为中共力量太大民主力量太小。这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人民力量远远大于专制力量。专制力量与人民的力量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笔者认为，人民力量表面上的弱势是因为人民没有组织起来；中共力量表面上的强势是因为中共严密的组织。这里关键就取决于有没有组织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人民力量一旦组织起来，那么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能量。这个力量将一举摧毁一党专制的任何反扑。
笔者曾经说过“共产党之所以至今未被推翻，就在于人民误认为它不能被推翻”。人民如果觉悟到中共暴政是可能被推翻的，那么中共一党专制就绝对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这里人民有没有勇气起来革命是最关键的一点。当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拥有必胜的力量时，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我们看过一个非洲野生动物园的围捕野牛的真实录影。动物园的工人先用黑色的布幔把一片土地围起来，其中只留下一个空出来的通道。工人们用直升机把成千的野牛吓唬和驱赶到这片布幔包围起来的地段。这时大批身强如虎，力壮似象的野牛被驱赶到布幔围中时都不由自主地绕开布幔而向空开的通道涌去。结果在空开处恰恰是安排了捕捉野牛的栏笼。成千的野牛就被几个工人轻而易举地关进笼子。其实误导这些野牛的只是一片布幔。如果这些野牛有足够的智慧，就会明白这些吓人的黑色的布幔也就是一片薄薄的不经一冲的塑料膜，每一只野牛的尖角都足以把布幔撕成碎片。而在布幔后面就是自由自在的大草原！
中共的暴力机器其实与布幔本质是一样的。这些暴力机器看起来杀气腾腾不可一世，但是它本身具有的虚弱性就如不经一冲的塑料膜。暴力本质上非常虚弱，根本原因在于暴力的执行者本身就是受蒙蔽的人民。专制者不可能自己手持武器来镇压人民，这就是专制的致命弱点。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当人民组织起来以后，专制者手中的暴力机器马上就变成一张随时可以冲破的布幔，而对于未经组织起来的反抗个体，中共的暴力机器当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恐怖效应。所以关键还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人民组织起来，只要完成把人民组织起来这个关键一步，中共一党专制的覆灭就指日可待了。
笔者前面讲，“共产党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不能被推翻”。换言之，这就是说当人民都认为共产党能够被推翻的时候它真的就会被推翻了。这里强调了人的主观认知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责难说这是“唯意志论”。但革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意志在革命中确实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而笔者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意义，这就是共产党其实确实是很容易被推翻的，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实质上是非常脆弱的。它的阿里斯之踵在于它必须向人民隐瞒它的虚弱。
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当学生运动已经疲乏即将溃散时还决定悍然派兵屠杀学生，其真实原因幷不是要显示他的强大而是要向人民隐瞒共产党的虚弱。在六四事件中，共产党在突发事件的袭击下，在不经意中向世人曝露了它的虚弱之处，这就是：共产党政权是可以被动员起来的人民一举击垮的。邓小平的狡诈就在于：人民还没有从唾手可得的胜利中回过神来之时他就挥起屠刀把学运浸没在血泊之中。邓小平的屠刀终于用鲜血涂抹成一个神话：“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用屠夫王震的话来诠释就是“我们共产党要用二十万人头来保二十年的太平”。为什么学生与市民的人头可以保共产党二十年的天下呢？因为“共产党不可推倒“的神话足以造成一种恐惧，而一党专制本质上就是靠人民的恐惧来维持的。天安门运动曾经用它的排山倒海的气势粉碎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这对于一党专制具有无比的危险性。邓小平洞察了维持人民的恐惧是维护专制生存的命根子。所以他宁可背上千古骂名也要用坦克和机枪来维持这种恐惧。
然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邓小平的屠刀显然维持中共暴政二十年不坠。但是一个仅仅靠坦克和机枪来维持的政权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它是再也经不住又一次人民革命的冲击。我们说共产党是非常容易被推倒的，共产党的本质是非常脆弱的，这幷不是在虚意恫吓自壮声势，而是出于实际的真实的客观的分析：第一，共产党已经坏事做绝，民愤深广，古人云：千夫所指，无疾而亡。第二，中共的利益与极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完全冲突。第三，中共的腐败引起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第四，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激荡下，中国人民民智已开，人民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第五，中共的支柱军队和警察本质上都是由人民来组成的。天下一旦有事，他们一定会反戈相向。第六，中共权贵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一党专制这条沉船付出殉葬的代价。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共的极大的脆弱性。现在看起来穷凶极恶张牙舞爪的中共专制其实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平民阶级奋起革命之日即是中共专制彻底垮台之时！
八、
组织民众是取胜关键
目前表面上的中共强人民弱的态势是由于这两大群体的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面对组织严密的党机器，个体性的反抗就显得寡不敌众势单力薄。然而如果人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组织起来，那么力量对比马上就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共产党就会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一阵风浪就足以把它卷入海底。所以民主能否胜利的全部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能否组织起来。过去民运中流行过一句名言叫做“政治运动非组织化”，这如果不是在故意帮助共产党就是幼稚者的蒙昧。
其实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人民完全具有组织起来的条件。问题在于有没有组织起来的自觉。所以民主派必须用一切办法来告诉人民：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再受特权阶层的侵犯，你要真正摆脱一党专制的欺压与凌辱，你就必须以最有效和快捷的方式组织起来。首先要达成的目标就是把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人群集合到共同的团队中来。开始这种团队可以无论用什么名义、无论以什么由头，总之一句话首先就要把平民大众团聚在一起。各行各业、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起来。
譬如，下岗工人可以组织下岗工人互助会；矿难家属可以组成家属索赔会；失地农民可以发起土地补偿会；右派子女可以发起右派彻底平反会；拆迁户可以成立拆迁户利益保护会，等等等等。这些涉及到具体经济利益的群众组织可以进行横向的沟通和串联。到必要时可以进行相互声援和支持。应该说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发起自发的互助组织是完全符合现行的法律的。但是这些组织一旦公开地要求维护自身利益，就会逐渐发育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社会细胞。中国的民主政体必将通过这些细胞的生长发育构建成第一层牢固的基石。
这些利益群体必须利用公开与合法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幷且要尽可能地建立共同行动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的建立必须要独立于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组织之外，它是合法的但必须又是独立的。当这些联合体构成大面积的横向组合之后，一个反映公民基本权益的行动平台就可以形成。这时提出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时机就到来了。对于这些组织的建立，共产党可以镇压吗？当然，它会仇视和破坏这些它难以插足的组织，然而它如果直接用暴力去镇压就一定会引起有组织的反抗，而且这种镇压在道义和法律上都会使共产党处于被动与劣势。在民主派完成把平民阶层组织到各自的利益团队中这一任务之后，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样一条发展轨迹把民主运动有序地向前推进。第一步提出具体的利益所求；第二步可以上升到要求行业自主；第三步可以进行公民争权运动；第四步可以提出地方自治；第五步可以进行地区独立；第六步可以提出全国性的政治改革。当我们完成以上各阶段的准备工作时，全国范围内的民主革命序幕就被拉开了。
九、
民主就是争权夺利
把民众组织起来仅仅是完成了准备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组织起来幷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组织的力量去向共产党一党专制争夺平民阶层的权利。这就是进入了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争权阶段。所谓民主，说得透彻一点就是用组织的力量来争权夺利。历史证明，所有的权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统治者手里争过来的。凡有人群的地方，权力和权利的争夺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争得是否公平、夺得是否合理。
现在我们常常使用的“维权”这个概念其实是应该商榷的。因为维权就是维护权利的意思，而维护的本意是我们曾经真实地拥有过这种权利，不过是现在因某种原因造成不足或破损，所以才提出维权的诉求。但是实质上我们中国人从来也没拥有过真正的权利。远的不说，近的如在国民党治下，在日本人治下，直到今天在共产党治下，我们有谁享受过真正的做人的权利吗？我们有过言论自由吗？我们有过思想自由吗？我们有过选择政府的自由吗？我们有过不拥护政府的自由吗？我们有过沉默的自由吗？我们有过游行的自由吗？我们有过不流行的自由吗？说来可怜，我们真的什么自由都没有过，我们真的什么权利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们说维权实际上歪曲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把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当做曾经有过的东西来争取，这实际上是种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当然笔者理解，这样说可以让共产党听起来稍微舒服一点，因为我们避开了夺权之嫌，我们不过是在可怜巴巴地要求党国的恩施，我们在向政府表示我们绝没有犯上作乱之意。但是维权这两个字一语就道破了维权者的怯懦心态。我们没有直接了当地表明向专制者夺回自己权利的勇气和决心。而实质上，我们老百姓现在与共产党在权利问题上的关系是争权而不是维权。这个权利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是不言而喻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可渡让的。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把我们的这些权利非法地剥夺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争回来，这里不存在恳求的问题、不存在乞讨的问题、不存在施舍的问题。还是欧仁·鲍威尔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只不过是讨还宿债！”也许有朋友以为维权和争权不过是个别用词不同不值得认真计较，但笔者还是认为，一个维字，一个争字，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消极，后者积极；前者软弱，后者勇敢。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病症就是怯懦与软弱。而自由是勇敢者的专利。一个怯懦的民族永远无权享有自由的荣耀！
长期以来，中国民主运动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侵蚀，习惯于用被动和消极的姿态向当权派诉苦、哀求、劝谏与申诉。六四学运中三个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长跪不起、哀求不绝，这正是中国民主运动跪着造反的真实缩影。但民主的核心就是自由，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格的尊严，而人格尊严的基点就是勇敢。民主对于专制是本质上的彻底否定，民主与专制是一对生死冤家，有民主则无专制，有专制则无民主。而现在有些口头上也表示承认民主价值的朋友老是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搞调和，在人民与共产党之间搞“良性互动”搞“和谐双赢”，老是恳求共产党“承认民运”的合法地位。这是白日做梦！“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笔者要唤醒那些“深闺梦里人”，你真的要去辽西，还是老老实实起来开步走吧！靠做梦是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
十、
陈良宇案的启示
2007年中共高层内部的矛盾冲突最引人注目的是陈良宇事件。从现在揭示的事实来看，胡锦涛拿陈良宇开刀完全是以反贪为名排除异己打击潜在对手的权术运用。中共胡温集团解决党内矛盾的手段完全师法黑手党内部争权夺位的械斗火拼模式，根本不守所谓的党规党法，完全不顾公认的程序正义。事实上，从毛泽东开始到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共党处理党内斗争的方法一直是用密谋袭击的办法来消灭政治对手。如毛解决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对手时都是采用以密谋方式突然发难一棍子打死，根本不给对方有辩解申诉的机会。后来华国锋解决四人帮也是用宫廷政变的方式。邓小平解决赵紫阳胡耀邦直至后来的江泽民处理陈希同案都是延用同样的非程序袭击方式。
胡温上台以后口口声声保证要依法办事不再搞党内恶性内斗。但曾几何时就发生了胡锦涛用密裁手段，未经政治局讨论通过，非法抓捕一名政治局委员的事件。陈良宇一案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手党组织。就连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封疆大吏，胡锦涛都可以用这种密裁突袭的办法来剪除异己，那么处置职务更低的中央委员、省市书记就更可以不拘形式了。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胡锦涛用非法手段整肃陈良宇一案表面看来好像仅仅是中共内部惯用的打击异己的故事重演，但是笔者认为陈良宇事件透露出来的重大的政治信息显然没有得到外界应有的注意。陈良宇的失败和狼狈下场必将给与陈良宇地位相若的那些党内地方诸侯一个非常强烈的启示，这就是：陈良宇在下台前虽然位高权重显赫一时，而且他还自恃背后有靠山支持，果而敢对胡温出言不逊。然而胡锦涛以反贪的名义突然出手时陈良宇居然毫无招架之力，束手就缚，连身在国外的儿子的身家性命都无力保全。这确是陈良宇始料未及的。当然这是胡温杀鶏给猴看，以陈良宇的下场来警告党内那些不听话的权贵必须老老实实、俯首听命。诚然这是胡温打的如意算盘，但是胡温显然没有料到陈良宇案的更深一层的政治效应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
笔者认为当中央与上海当局的矛盾激化之时，陈良宇败就败在没有及时先发制人，抢先在舆论上提出能够占据政治制高点的口号与对策。如果陈良宇有足够的政治眼光，他完全不必在所谓的上海社保基金这样的枝尾末节上与胡温理论。试想如果陈良宇在胡温下手前就在上海使用他的权位在政治上公开提出要求党内民主，甚至要求废除中共党内由政治老人指定最高领导人的封建家长制陋规，要求在十七大上实行总书记由代表直选等等诸如此类必定能赢得人心的议题，那么也许中共的历史就会改写，陈良宇就将以一个党内民主改革者先驱的形象一举获得巨大的政治声誉。如果事件能够这样演变，那么胡锦涛要想以所谓贪污的罪名来击败陈良宇的挑战就谈何容易了。
当然历史不能回复，陈良宇胸无大志，竖子不足与谋，故其败也不足惜。然而与陈良宇同辈者应不乏有胆识之士，陈良宇前车之鉴应引起此辈人士深思熟虑，预谋自保之策。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设置。在这31个省市书记与党政首长中，智商高于陈良宇者应该大有人在。现在笔者不端冒昧向这31位地方党政首脑提出建言，你们之中不可能都有习近平、李克强等宠儿辈的福份再上层楼，大部分不是被后来者所取代，就是像陈良宇这样遭整肃。与其被人推到砧板上就割，还不如趁着民主潮流的兴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诸君，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你们替国家民族出力创造了极佳的机会。只要你们有雄心有气魄，你们就能成就为民主中国的开国功臣。这是何等光彩荣耀的事业。敢不敢、能不能这样做就要看诸君的自我选择了。如果你们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那么真正行动起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第一步先要把现有的地位牢牢地巩固起来，至少把本省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实权掌握到可以信得过的力量手中。斩断胡锦涛等人布置在你们周围的密探与内奸。一旦时机成熟就以宣布自治独立的方式揭竿而起。清末权臣张之洞等人提出“东南联省自保”，令清廷无力贸然插手东南事务。这是值得借鉴的。至少让胡温不敢轻易在地方上易帅换将，则不但地方之权益可保。进一步甚至可挟地方以制中枢。此局一开，则中共一个权力中心的局面马上转化成多个权力中心幷存的局面。则民主分权地方自治的局面自可开一先河。诸君如在民怨沸腾，天下纷扰之际，抓住时机，为民主发声，为自由鸣炮，则千秋大业在此一举。诸君都是青年才俊，当心存高远不甘雌伏。诗曰：“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诸君任重道远，如果真能深明大义，毅然反正，那时平地一声雷，该出手时就出手，则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将由诸君亲手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使再造共和的蔡将军不再专美于前。诸君聪明，无庸多絮，谨请深思！光宗耀祖，顺天应人之事，何乐而不为？！何苦而不为？！
十一、
武装力量的分化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在军队里服役的年轻军官们呼吁，在中国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共以公帑装备起来的国家军队当作为中共特权阶层看家护院的工具。把国防军变成党卫军，这是对军人卫国护民天职的亵渎，也是对你们作为一个现代军人的侮辱。你们必定知道军人的职责是效忠国家保卫人民，而不是效忠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独裁者。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已经给中国军人抹上了永远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支用现代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居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这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给中国军人打上了懦夫和刽子手的丑陋印记。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军人，你们一定要冲决中共专制党文化的牢笼，回归当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在民主革命大潮到来时义无反顾地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彻底洗雪中共强加在你们头上的羞辱。这样你们就将成为创建民主中国的功臣，就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这是顺天应人的义举，光明磊落的伟业。如果你们真的敢这样做，届时人民就会从心底里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子弟兵。携食壶浆，以迎王师，在天安门广场上巍然矗立起来的民主丰碑上必将大书你们拯民于水火的丰功伟绩。
反之，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迷恋中共独裁者现在给你们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附炎趋势，继续效忠于一个已经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政权，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子孙后代的永远的鄙视和嘲笑，泾清渭浊，何去何从都在诸君一念之间。
十二、
逃避还是反抗
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革命进行的方式当然会随着形势的实际发展呈现千变万化、难以预测的局面。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中共顽固派一定会首先把镇压民主运动的屠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中共的本性所决定的。面对中共以武力镇压相威胁的局势，革命派选择自卫反抗还是逃避退却，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最重要的关键。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必然会出现两军相遇勇者胜的局面。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民主派选择了退让逃避等待镇压的消极策略。在革命高潮来临时退却和逃避就意味着失败。法国大革命领袖丹敦指出革命成功的秘诀就是：勇敢！勇敢！再勇敢！在革命中敢不敢胜利是能不能胜利的先决条件。六四惨案这个血的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在反动统治者悍然举起屠刀的时候，人民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起来反抗。历史的经验是只有自卫才能胜利，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自由。其实只要人民起来反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绝对可以达成的。因为在总体上人民具有绝对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必须在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才能够真实呈现出来。
时候到了。以往人民的民主运动迭遭镇压的原因是人民幷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反抗。应该感谢邓小平给人民上了反面的一课。人民已经懂得在民主高潮到来的时候，退却和逃避不但不能保住人民的生命与利益，反而会招致更惨重的流血与牺牲。在新的民主大潮即将来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一定要明确指出中共顽固派如果胆敢再一次玩火，对革命人民打出罪恶的第一枪，那么人民就有了武装自卫的充分理由。当代中国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人民起义只要发动就会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因为道理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已经不允许中共再来一次天安门屠城。中共二十年的腐败已经把它自己彻底地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现在是民怨沸腾，人心思变，天下苦秦久矣。只要革命党揭竿而起，中共一党专制的灭亡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当前，一些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享有既得利益的，在中共吃人筵席上分得些许剩餐残羹的所谓“知识精英”，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教训人民说千万不能起来革命，因为中共掌握了现代科技和军事武装，人民革命已经完全没有现实可能，这是头脑有毛病的恐共智障患者的胡说八道。他们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当成共产党独家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忘掉或者故意忘掉的一点是共产党的所有的镇压机器恰恰也是由人民中的一部分来掌握的，共产党权贵不可能自己手持武器来镇压人民，这就是共产党的镇压必定会造成逆反效应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人民在内心里渴望摆脱共产党，时曷日丧，吾与汝俱亡。这就是共产党政权一定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十三、
对镇压的反制
共产党现在对付海外民主运动的基本方式就是抹黑与破坏，对付国内民主运动的基本方式就是打击与分化。当然抹黑、破坏与打击分化本质上都是一种镇压。所以怎么样对付共产党的镇压是民运必须要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笔者的意见就是两个字：反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共产党之所以敢于对民运的镇压越来越猖狂，手段越来越卑劣，行为越来越无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主力量方面的软弱与退让，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放弃了反制。就国内运动的情况来说，共产党的镇压主要形式就是抓人。而民运方面好像除了呼吁放人、申诉委屈以外就毫无别的办法了。而放不放人主动权完全操纵在共产党手里。现在一出可悲、可笑又可怜的“三角连环剧”是这样表演的，“共产党”、“海外人权组织”与“西方国家政府”三者对国内民运人士，第一是共产党定期抓捕一定数量的民运人士关进监狱，第二是海外人权组织发起声援和请求外国政府干预，第三是西方政府或者某些有选举利益的政界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刑或者放人。这样一个圈子循环下来，共产党方面就选定对它最为有利的时机，譬如要签定一个外资合同或党魁出访外国的前夕，在狱中挑几个合格者放逐海外。然后由外国政府欣然接受表示感谢，最后由人权组织表示欢迎幷庆贺自己的救人功德，这样一来三者都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利益。唯一没有得到利益的是止步不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因为它在这一幕滑稽戏中只扮演了一个提供交易筹码的角色。共产党在这个政治游戏中是获益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得到了一箭三雕的利益。首先，它得到了人权改善的美誉；其次，它换得了经济利益的实惠；第三，它用抓人震摄了政治反对派。
中国民主运动要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对中共进行有效反制的策略。所谓反制就是要使镇压者在采取镇压之后付出更大的代价与承受得不偿失的后果。那么民主力量方面是不是有能力对中共的镇压进行反制呢？笔者认为反制的可操作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思想上是不是敢于突破改良主义框框束缚的问题。因为从革命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采取的反制策略是举不胜举的。共产党主要的镇压方式就是抓人。为什么它能够有持无恐地要抓谁就抓谁呢？就是因为被抓的对象基本上是没有组织后盾的。一个政府组织去抓一个没有团队力量作后援的个人当然易如反掌。但是如果站在这个被抓者身后有一个有力的组织或者一批有政治影响力的和经济实力的群体，那么他们在抓人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了。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有没有组织力量的问题。显而易见，要进行有效的反制，首先就需要建立可以实施反制的团队组织。这个问题前已论及，不再赘述。然而即便还没有建立强大的组织，作为社会个人如有反制之决心也能够对镇压者进行反制与正义的报复。我们民主革命派要公开向中共声明：今后，凡是对民运人士进行抓捕刑罚的批准者、执行者，我们都要列入反制者名单，幷按计划对其实施必要的惩处，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民运组织也要公开宣布在将来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一定要对那些对镇压反对派人士负有罪责的当事人追求其刑责。对怙恶不悛者应处以重罚以警效尤。
当然对镇压者个人的反制与对当权者公开的集体的反抗要结合进行。对群体抗议活动中被抓捕的领袖人物，必须以展开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加以保护。要使共产党认识到抓捕领袖人物的后果是激发更大规模的抗议。而且这种抗议行动一定要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与布置。现在群众的抗暴示威频率非常高。这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表现。但缺点是共产党一抓人，抗议就作鸟兽散。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关键在于操作者在发起抗争时必须要做好当局抓人后能发动更大规模声援的计划和安排。在反制能力没有保证之前不轻易发起抗争，一旦发动就做好后续抗争的准备，这样一来中共抓人就成为引发大规模民主浪潮的导火索。对于中共镇压民运的反制应该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列入民主运动的议事日程上。
十四、
勇敢迎接革命的暴风雨
今年以来数以万计的群众集体抗暴事件频繁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久，影响也越来越巨。如黑龙江省失地农民要求赔偿损失和归还土地的运动已经持续半年之久。最近爆发的沈阳及周边地区的人民因蚁力神集资欺诈案而集体包围政府的抗议已经达到数十万人的规模。其中已有十几人为此案自杀丧生，事件还有近一步扩大的趋势。特别发人深思的是东北富锦市十个镇四十二个村失地十几年的四万农民发表公告，宣布夺回自一九九四年来被中共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借口强行低价征收的一百五十万亩耕地的所有权。农民明确主张罢免原村官，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支持农民的权利，带领全体村民收回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幷按人均平等占有的原则分配土地。应该肯定失地农民的这种以主人公身份向中共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为今后的公民抗暴树立了一个新的样板，替中国民主革命创造了 种极具示范意义的模式。此伏彼起的人民抗暴斗争清楚地证明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革命正在积聚与酝酿之中。现在对于民主革命派来说，以敢于创造历史的大无畏气慨来做好迎接这场民主革命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革命的预言家在叫喊。一些共产党的帮闲也已经嗅到了革命来临的气息。他们现在为一党专制效劳的主要手法就是利用一切方式来诋毁革命、丑化革命和阻挠革命，妖魔化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惯用伎量就是污蔑革命为动乱、破坏和暴力。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和诽谤。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从这个意义上，革命与动乱、暴力一点逻辑关系也没有。民主从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能和平地转移政权的法律机制。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就是建立让社会能够进行公权力永久和平更迭的制度。所以，从本义而言革命具有和平的性质和功能。当然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情况下，即共产党一党专制用暴力永远独霸国家公权力的情况下，社会的民主转型只能采用革命的形式。然而这个革命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去完成，即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用非和平的方式，这幷不以人民的善良愿望为转移，而完全取决于中共当权者使用何种方式来应对人民的民主要求。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明确地重申，就如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不服从人民的意志，不经过人民自由选择的专制政权，人民拥有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推翻它的自然权利。
十五、
冲破非暴力的迷思
诚如中山先生所言，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在一党专制之下，非难革命就是支持不义，就是维护反动，就是为虎作伥，就是助纣为虐。显然反对革命是站不脚的谬论。但是为了自圆其说，现在的反革命论者在反对革命时不以革命之是非论是非，而移花接木、偷换概念以革命会使用暴力来反对革命。他们的主要论点是革命会造成暴力，革命会以暴易暴，这是一个故意被人偷换的命题。其实正如我们上面所述，革命幷不等同于暴力，革命也幷不意味着暴力。证之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暴力通常都是由统治者主动挑起的，是统治者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暴力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反革命造成的。指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这个结论可以说明以反对暴力来反对革命是最大的荒唐。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你首先应该把反暴力的矛头公正地指向反革命的阵营，才合乎公平与正义的原则。
其实在任何一次革命运动来临之际，革命阵营属于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既没有拥有使用暴力的条件也没有暴力的机会。因为他们手中根本没有掌握任何暴力工具。而反对革命的统治者阵营，他们手里握有全部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无以复加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革命阵营本身就是暴力阵营，而统治者的标志就是拥有暴力。由此可以引申革命的本质就是反对暴力和反对暴力镇压，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起因就是统治者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可见，用反对暴力的理由来反对革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一个本末倒置、反是为非的虚假命题。鉴此，我们再次重申，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反暴力主义者，你就应该挺身反对首先使用暴力的专制统治者。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暴力机器，他们过去使用暴力、现在在使用暴力、将来还必然要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而现在情形则是，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对暴力的精英们对于暴力的真正拥有者、使用者和进行暴力威胁的中共统治集团从来就不发一言、不置一词，还一直为其歌功颂德、涂脂抹粉、颂扬讴歌之声不绝。他们对统治者的暴力是那样俯首贴耳、赞美有加，把独裁者的暴力称颂为秩序与法制加以美化与支持。而当被压迫者，那些被共产党的暴力迫害了一辈子的老百姓试图起来反抗争回自己的权利的时候，这些貌似公正的反暴力主义者就如丧考妣暴跳如雷起来，他们众口一词：人民要求革命就是鼓吹暴力，就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是完完全全的“只准州官放火，不放百姓点灯”！
今天我们民主革命派必须要冲破暴力问题上的迷思。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反抗中共进行暴力镇压的准备。我们绝不首先使用暴力，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自卫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在暴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帮闲们为了阻吓革命，大肆渲染革命恐怖论。煞有介事地指控革命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中共为延长专制寿命而捏造出来的另一个弥天大谎。中共宣传机器仿效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手法制造了革命就会血流成河的谎言。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共捏造的革命等于流血的谎言实际上是按照共产党自己对于革命的理解来诠释的。共产党把自己用暴力来颠覆合法政权的叛乱美化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在进行这种“革命”时，用血腥屠杀与暴力毁灭作为“改造社会”的最主要的手段。所以，中共以已度人把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民主革命也渲染成血腥与恐怖的动乱。我们必须申明，以伸张人性与人道为原则的民主革命，除了在挫败独裁者用暴力镇压革命时坚持自卫反抗的权利以外，绝不向任何没有使用暴力的社会阶层主动地行使任何方式的暴力，这将成为我们民主革命派的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因为对于生命与人道的尊重是民主理念的核心。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从根本来抑制暴力。
其实一党专制的卫道 士们口口声声用防止流血牺牲来反对民主革命的遁词是极其虚伪的。这只要从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所谓的“和平期”中人民遭受的极其惨重的流血牺牲的事实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材料统计，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八十。2004年中国矿难人数高达6027人。中国公民因不堪痛苦的生活环境而自杀的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据中国卫生部200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每年有近一万名囚犯被执行死刑。中国又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7个。据纽约时报的测试，广州市的空气有害物质含量是美国国家规定允许指标的一百倍。中国公民因为环境污染罹患癌症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每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不正常死亡。以上这些惊心动魄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中被宣扬成如“人间天堂般”的“美好生活”的帷幕后面是一幅多么血腥的图画。人民在所谓“和平”与“稳定”的时期里所承受的痛苦与牺牲是多么骇人听闻。被中共粉饰太平的烟幕所笼罩的中国，每年人民所付出的生命与流血的代价也大大地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由此可见，为了让人民真正摆脱流血和死亡的威胁，为了让人民能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为了让人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为了不让中国的生态环境继续无可挽回地恶化下去，为了拯救每年百万计的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我们也必须进行一场彻底荡涤一党专制的民主革命。因为一党专制已经成了造成当代中国人民灾难痛苦、牺牲流血的极终原因。
十六、
民主革命的具体步骤
综上所述，一场伟大的以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即将来临。当前我们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迎接这场革命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在这两种准备中，精神准备更为重要。以前几次本来可以胜利甚至已经胜券在握的民主运动都因为人民缺乏精神准备而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革命要得到成功光有革命的条件与成功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与作为革命先锋的民主革命派，如果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革命还是会功亏一篑，精神准备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鼓吹革命与宣扬革命的舆论动员。在发动革命前，对革命正义性、必要性和必胜性的普及宣传具有左右全局的作用。舆论准备的重心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向全社会进行敢于革命、勇于革命、革命有理、革命必胜的宣传。要坚决破除革命恐惧论，要让革命口号深入人心，人人都知革命为必要，人人都视革命为必须，人人都以革命为光荣。要让大家了解革命是被压迫人民的盛大节日。革命就是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所以要让大多数被压迫者都欢欣鼓舞翘首期待革命之来临。如果人民像儿童等待圣诞节那样的心情来迎接革命的来临，那么不但革命气势会如虎添翼，而且革命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迫统治者不敢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这样社会就能以最小的代价来赢得全民族的和平过渡。当然，革命的精神准备不是万能的，它必须配合充分的革命物质准备才能真正奏效。那什么是革命的物质准备呢？这个物质准备既不是储存武器弹药，也不是准备坦克机枪，而是把群众扎扎实实地组织到民主革命派所能影响的各种独立的团体中。幷且做到横向与纵向的最大程度的团结与协调。把群众组织起来了，革命的物质准备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这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础。人民组织起来了，革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当我们完成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准备之后，革命的火车头就会正式启动了。诚然，革命将是最聪明智慧的人民从事的最丰富多彩的历史性创造。它的实际过程一定会超过任何幻想家的预见而更显得多姿多彩、炫丽夺目。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以往的革命经验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大致勾勒出即将来临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发展步骤：
一、
由阵发性的民众大规模的集体抗暴发展为长期的街头对峙；
二、
由集体抗暴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到全社会的抗议示威；
三、
执行镇压任务的军警受革命的感召而抗命哗变；
四、
地方实力派诸侯与中央寡头因争权夺利而公开摊牌，进而拥权自重进或拥兵自立；
五、
由突发性事件，如高层火拼、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股市崩盘，激发兵变甚至政变；
六、
由地方自治发展到省级的行政独立甚至联省自治；
七、
各地组成民选的自治政府幷联合召开制宪会议；
八、
首都发生起义幷宣布成立民主政府
以上八种发展阶段可能顺序发生，也可能参差发生。但是这些步骤都将或早或迟分批分期分地在全国各地展开。最后将以召开全国制宪会议和举行全国公民大选，确立民主宪政与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为标志，宣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成功。当然，上述进程是以比较理想的演变来设定的。如果期间发生两岸冲突或者中共太子党拥兵作乱的异常情况，那么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期会相对延长。但是只要中国民主革命派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大趋势是绝对不会逆转的，因为历史已经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而最后的成功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勇气与智慧。
中国人！我们不能再等了！同胞们！让我们起来革命！革命！这是历史的呼唤！革命！这是时代的律令！革命！这是国家的希望！革命！这是民族的生命！同胞们！赶快起来革命！
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革命万岁！
（全文完，2007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