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人 的 回 归 而 斗 争

                                   

                                    ------ 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性质、目标的初步意见      

倪育贤    1992.9.27

    六四以来,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一直处于徘徊、低迷, 甚至混乱的状况中。 究其原因, 除了客观环境上某些不利因素(如外部舆论对民运由热情转为冷漠, 西方政府实行双重人权标准等原因)之外, 我们认为更主要的是由于民运主体对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目标不明确造成的。 我们既没有正确地认识共产党, 我们也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当然也就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民运路线和策略。不少朋友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有意无意地把民主运动定位成单纯的爱国运动, 救国运动, 或者富国运动。 这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民运的性质, 误导了民运的方向，对此我们如不能及时加以澄清和辩正, 必将贻误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当前, 中国民主运动的幼稚, 首先表现在这个运动至今未能清醒地充分地认识到自由这个根本价值诉求的极端重要性。 民主运动如果未能确认争取自由是第一位的首要的目标, 那么这个运动就失却了灵魂, 民主就成了无本之木, 无水之鱼，它在理论上就必然是虚弱的, 无所依傍的, 因为失去了自由这个内涵, 民主就只剩下一具空壳。 民主运动一旦放弃自由这个精神武器, 它就必然会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绥靖主义、实用主义所乘，甚至沦落为操纵于少数投机政客, 野心家股掌之中的时髦玩物。中共统治大陆四十年, 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最大戗害, 是它实行了一个从总体上剥夺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极权专制制度。 这个制度用铁与火把每个中国人的自由缩小到无以复加的空前狭窄的范围内，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使人的生存意义起了质的蜕变，人异化为党的工具, 异化为非人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弊端。中国共产党四十年苛政的恶果是剥夺了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 所以, 民主运动的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 这就是: 把自由还给人民。人民只有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后, 才可能恢复人的尊严, 实现人的价值, 从一群被异化了的畸形的机器人和党的工具回归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于是, 我们就可以最简洁的词句来表述民主运动的本质: 实现人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特权阶层凭着他们的政治直觉, 把民主运动贬称为 “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句话实际上从反面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自由化这三个字确实指出了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和它的核心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的对手在判断根本的利害关系上或者比我们更为清醒。

    我们强调争取自由是民主运动的首要目标, 这是因为:

    一、自由具有基础价值

    自由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价值诉求, 自由是其他人生价值赖以发生的母体价值。人一旦失却自由, 那么其它的生存价值就会消遁于无形, 并迅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历史已经证明, 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活于这个社会的人民享有自由的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只有在享有相当自由之后才能创造出相应的文明. 人在享有充分的自由环境中会创造出连造物主也叹为观止的文化奇迹! 反之, 人如果被剥夺自由, 人就会随着自由被剥夺的程度而逐步异化蜕变为机器、工具, 甚至为吃人禽兽!这一点已为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和邓小平时代的六四所证明, 无须赘述!

    二、自由具有独立价值

    这就是说, 自由这个价值是不以其他价值的存在与否为转移的，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 自由就始终是人所首先加以追求的自然要求。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自古至今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人类挣脱羁绊, 反抗奴役, 追求自由的历史。这个基本的事实业已证明, 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天然合理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人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人民就必须起来反抗压迫, 争取权利。因为对人民而言,拥有还是失去自由, 意味着获得还是丧失生存价值的头等重大的意义。所以, 为自由而斗争是不从属于人类争取其它生存价值努力的一项独立诉求。我们指出自由具有独立价值, 这就是说, 人类争取自由的努力始终是第一位的, 无条件的, 不依附其他因素的根本需要。它既不受国界的限制； 也不受种族的限制。它不以肤色为区别； 也不以文化为区别， 它不以经济贫富为转移； 也不以人口多寡为转移。有人说, 中国太穷, 人口太多, 中国文化落后, 经济不发达, 所以中国人现在没有必要起来争取自由。其实这种论调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格侮辱， 这是以牧场主议论羊群的立场来议论中国人的自由问题，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否认中国人有做人的资格和权利，从理论上来分析, 这种论调的荒谬就在于它抹煞了自由的独立价值。

    三、自由具有普遍价值

    这就是说, 自由必须涵盖所有的价值载体, 即每一个独立的权利个体时, 它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在一个社会中, 当一部分人享受某种 “自由权利”,  而另一部分人被不公平地剥夺这种 “自由权利”时, 自由必然是虚假的。换言之, 要么是全社会都享有相同的自由, 要么全社会都失去这种自由。这是因为自由从本义来说, 即具有平等的性质。所以, 只有在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时, 自由才是实际的存在。中共专制内在的不合理性在于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平等这一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使用暴力手段来强制全社会服从共产党有超越其他公民的平等权利的特殊地位，它强迫大多数公民承认其不受他们委托的少数所谓优秀分子享有永久统治自己的特权。中共所谓坚持党的领导, 实质上就是要人为地划分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的永久界限。由于它无法在理性上逻辑地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 它就无可选择地必须采用专政的办法, 即暴力镇压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直到今天, 仍有少数朋友认为中共六四屠城是偶然的失去理智, 或少数政治老人的一时疯狂，这种判断是既幼稚又危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分析, 支撑中共极权专制的主要基石就是暴力。只要这个政权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 使用暴力是它的必然的唯一的选择。从理论上来分析, 中共从本质上倾向于对人民行使暴力的根源在于, 它从根本上就否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这一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 凡是怀疑或不承认其统治特权的公民就是应该消灭和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

    公民一经被中共指为敌人, 就面临被剥夺生存权的危险。为了证明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中共就需要不间断地在公民中挑选出若干比例的 “反动分子”来充当祭台上的牺牲, 以取得杀鸡禁猴的效果，这就是中共专制必然会滑向暴政的内在原因。历史的经验是, 一个社会如果容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非法剥夺, 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权利的丧失。对少数人的不公, 就是对全社会的不公，容忍屠杀者的必然后果是容忍者最终亦沦为被屠杀者，这一现象从反面揭示了自由具有普遍价值这个原理。它告诉我们,当人们许诺自由只惠及一部分人, 甚至大多数人时, 自由就消失了。自由的太阳是没有阴影的。

    四、自由具有整体价值

    我们强调争取自由是民主运动的根本目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自由具有整体价值，这就是说, 自由是一个整体, 它是不可分割的。 自由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不可捉摸的抽象概念，自由是由各种具体的基本权利的综合. 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这些自由都是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的。比如, 我们不能光有出版自由而没有结社自由；我们也不能光有择业自由而没有罢工自由。 当人们把某项权利从自由中单独剔除时, 自由本身就会受损和变质。因为自由是一个整体，它不容分割和抑损, 犹如人体不能分割和伤害一样。当然, 诚如约翰 穆勒 (JohnStuart Mill)等先哲们早已指出的那样, 在诸项自由中, 思想言论自由是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价值体系的基石， 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其它权利就失去了根本的依托，犹如人体大脑的功能一旦丧失, 其它器官纵使运作正常也没有任何意义。中共极权专制的反人性集中地表现在摧残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它用切断人们信息来源和堵塞人们的表达渠道的手段来戗戮人民的精神生活。四十多年来, 中共凭籍骇人听闻的血腥恐怖来钳制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 造成了全民族极其严重的空前的精神畸型和人格退化，它迫使大多数公民按照独裁者要求的方式来进行划一的专制思维。

    贫困、愚昧和暴力是支撑专制体制的三根支柱。中共利用贫困来制造愚昧, 又利用愚昧来维持暴力，同时又用暴力来加深贫困。在这三位一体式的恶性循环中, 中共专制造就了大批无法进行独立的正常思维的拷贝人，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的相当比例的人口还生活在蒙昧状况之下的主要原因。为了打破中共专制造成的这种恶性循环, 我们必须自觉地抓住民主运动的一个根本着力点, 这就是: 尽一切可能来扩大公民的个人自由度。而扩大公民自由度的突破口,就是扩大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

    上面我们努力加以阐明的关于自由及其四大价值的关系, 目的在于说明民主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争取公民的个人自由, 以实现人的回归。承认不承认自由这一根本目标, 对民主运动来说,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策略上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承认自由是根本目的的这一前提下, 民主运动才不止被专制当权者的某种策略改动而混淆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才能在任何风云变换的政局动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竞逐消长中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独立品格和鲜明的原则立场, 才能有冲决专制罗网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攀登理想境界的信心。

    五、关于自由的涵义

    鉴于民主的敌人习惯于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攻讦自由的原则, 在这里, 严谨地界定自由的涵义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所说的自由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故意歪曲的那种不受制约的、不顾他人利益的自私自利与胡作非为。我们所说的自由, 是指人有从事在不妨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的自主活动的权利。这是一种不但恪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原则, 而且也恪守 “他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原则之下的自主活动。因为只有在不妨碍他人享有同等权利的前提下的自主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否则, 不顾他人权利的为所欲为必然导致侵犯、掠夺、奴役和压迫。这恰恰是一条走向自由的反面, 即专制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讨伐自由的一个重要借口是自由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主义。这不但反映出特权者的自私与专横, 也说明了他们的无知和庸俗。正因为真正的自由具有不妨碍他人从事同等权利的活动的规范，所以,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 自由的存在必须以公正的法律为前提，为了使自由成为现实, 民主就成了必要。

    六、自由与民主的关系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自由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民主是自由的守护神。没有民主的保护, 自由就失去了存在的屏障。如果把自由比做一个蛋, 民主就是它的壳。当壳被打破时, 蛋也就荡然无存了。当然,就象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所说: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上述比喻可以说明, 当自由这个核心流散时, 民主也就成了一堆废物。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之所以不惜一切地追求和争取民主制度, 我们之所以呕心沥血地为建立民主政体而斗争, 不仅仅因为这个制度具有比专制制度更有效和更理想的经济效能。(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 有时集权主义的体制也能创造一时的经济效能，这也许就是它使我们一些新权威主义者着迷和不忍割爱的原因。)  我们追求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制度是迄今为止被历史证明能最有效的保障公民权利, 即每一个公民个人自由的制度。正是在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的这个基点上,我们选择民主。

    诚然, 凡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 大多数自发地倾向于更重视和追求他们眼前的切身的物质利益，专制制度的暴虐更驱使普通人民谨小慎微, 不敢或者不懂得追求自身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和迫切。然而这种不幸的状况并不能证明, 自由与物质利益比较, 自由是不需要首先努力争取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了人民失去自由权利的结果必然是失去它长远的物质利益。失去民主制度的保障, 公民的经济财富是随时可以被无偿剥夺的。 现在不少朋友说, 只要发展私有经济,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这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 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重要基石, 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加以拱卫, 这块基石随时都可能被撬动的。民主制度的可贵, 在于它不但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即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 更重要的是它能保障社会文明发展的原始动力, 即人的潜在创造力的自由发展。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护下, 只有在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 人的潜在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开发。被专制禁锢的头脑是难于创造科学奇迹也难于攀登艺术的峰颠，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专制桎梏下的人民没能创造高度的人类文化的根本原因。文明的精神源头----人的自由被扼杀了, 文明的物质果实自然就枯萎凋零了。

    众所周知, 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幸福，然而, 如果没有自由, 幸福就无所附丽。失却自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自由才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人间一切真正美好的事物都拜于自由的赐予，自由是艺术的源头, 自由是科学的摇篮。自由赋生命以意义, 自由予未来以希望。

    明白于此, 我们就可以向世人昭示我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即:

    我们投身于民主事业, 决不是为了追求一个肤浅的、短暂的功利主义的政治目的。我们从事民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追寻我们民族失落已久的灵魂----人的自由。质言之, 我们是在为人的回归而斗争。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赵紫阳同志三月五日致中央政治局暨党的十五大筹备组的信

[编者按] 此信是一位据称赵紫阳幕僚的朋友委托笔者代其起草的信稿，其称赵亲阅后甚表满意。

江泽民同志并转政治局暨党的十五大筹备组全体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邓小平同志去世，我十分悲痛。小平同志是我党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者和带路人，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没有今天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因此，我完全赞成中央在“告人民书”中作出的对小平同志的正确评价。

    由于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他在我党革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逝世一定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对国内政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和一些害怕我国强大起来的居心叵测者也会趁机兴风作浪，制造我们的困难。但是，我坚决相信，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我们既然在二十世纪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那么在即将来到的新的世纪中，只要我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也一定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面对新挑战，研究新问题，找出新路子，开创新局面。

    由于同志们都了解的原因，我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已经七年了。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今年我已七十八岁了，按党的规矩，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前些年，小平同志多次托尚昆同志和别的老同志捎话，要我重新出来承担一定的工作，但我仔细斟酌后觉得，中央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可能会不利于全国政治局面的稳定，为此，我没有接受小平同志的好意。因为我始终认为，个人的进退荣辱与党的事业的安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近年来，趁我身体还算健康，照中央的安排，我在各省市进行了一些有重点的调查研究，对目前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势有了一些较实际的体会，并形成了几点综合性的意见。考虑到今秋我党将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我作为一个与同志们朝夕相处共同奋斗了整整一个甲子的老共产党员，作为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事业的竭诚拥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作为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我想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向党披肝沥胆，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有不当甚或错误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产权股份化改革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和巨额亏损现在已经成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体制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同时会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少数人利用经济改革中发生的产权不明确而上下其手，化公为私，制造人为的社会不公。我认为，厉以宁等同志多年前就提出的逐步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的意见是正确的。必须大刀阔斧的进行在法律保障下的产权变革，经由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化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比如，是否可以先试点，通过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发放有价证券或股票的方式，尽可能使大多数职工在这一改革中得到实惠和基本生活的保障，以减少产权变革过程中造成的社会振荡。我以为，只要党的决策层不犹豫、不动摇，争取在三四年内完成这一根本的、关键性的改革是完全可能的。

二、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的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否则，经济改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彻底。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小平同志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第一个提出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的。他正确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这一制度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是由于后来出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才延宕了这一改革的进行。然而这一耽误却使党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伤害，其中包括发生象八九政治风波这样历史性的失误。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建议，党中央在起草十五大政治报告时，专门补充关于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章节。党向全国人民承诺有阶段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步骤。我以为，当前开放县以下的政府首长的直接民选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坚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得到确实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真正落到实处，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为了确立宪法的权威，我建议可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建制下，设置独立的宪法法庭，公民可以通过宪法法庭追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

    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我提议同志们重温毛泽东同志五十年前的一段话，他说：“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我们才有勇气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三、 关于建立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的问题

    回顾我投身革命事业的六十多年中，我认为，对党的事业伤害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党内民主原则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几乎把我党几十年来经由无数奋斗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毁于一旦。为了防止重犯这样历史性的错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我党于一九八零年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在党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之后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废止了党的主席制，规定党的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只能以平等一员的资格参与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规定对防止党内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执政党只有坚持党内民主的原则，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贯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但是，在小平同志晚年，囿于传统和现实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党内的集体领导没有得到坚持，党内一再发生违背民主原则的现象。在处理耀邦同志辞职和八九实行戒严这两起政治事件中，我党迁就小平同志个人的意志，未能严格按照党章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事。在处理耀邦同志的问题上我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七年中，我有机会重新反省我入党以来的全部生涯。我发现，只有我们坚持党内民主原则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问心无愧地履行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当我们因某种功利的原因而放弃原则时，我们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知的谴责。

    鉴于上述认识，我冒昧建议中央可否考虑废止关于以个人为“核心”的提法。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核心”只能是党，是党的领导集体，任何个人，不管才能有多高，贡献有多大，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党的“核心”的。以个人为核心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学说的，客观上也会助长党内的个人迷信。

    列宁指出，“阶级一般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由被选举出来的少数最有经验的、最忠实的、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党的领袖集团来领导的。”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应该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列宁毕生为反对个人崇拜和领袖个人专断而斗争。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民主原则往往被违背和遗忘。这也是我党历史上产生象文革这样无法弥补的重大错误的主要原因。

四、关于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问题

    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党提出最后一个建议，即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共产党人究竟为什么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解放战争快结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因为被划为地主，被我家乡的土改工作队镇压了。当时我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坚持革命原则,说服自己相信镇压地主是必须的、应该的。

    今天，我回顾这段往事，我遗憾我没能尽力按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我父亲和其他许多罪不致死者的生命。因为即使为了革命的理由，也没有必要从肉体上来消灭那些没有反抗行为的剥削阶级分子。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来，更促使我对党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消灭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有所反思。实际上，这是要不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并不是要无谓的增加人类的牺牲和痛苦，而是为了增进人类的文明和幸福。马克思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革命过程中可以避免的流血，即便流血者不属于我们同一个政治阵营。我想我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的原则的。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当做我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这就是我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中为什么坚持反对戒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按当时的形势，我意识到，实行戒严的必然结果是流血。遗憾的是尽管我竭尽所能，也未能制止事态向我最不愿看到的方向转变。这就是我被指责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由来。也许我没有完全按党组织的要求来行动，但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来行动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党有决心面对快速改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党将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今天我还是认为，我们党能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的原理，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是我党能不能再次得到人民认同的关键。

    以上就是我在小平同志去世后向党的十五大筹备组的四点意见。我再次申明，我是一名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我向党写这封信，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古人有句话说，鱼相忘于江湖。我想，矢志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该具有宽阔和包容的胸襟，所以，我对过去党内斗争中的恩恩怨怨早已不再萦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的老上级陶铸同志的这两句话，正是我现在的心境。本来，我打算在参加小平同志的追悼会时，向江泽民同志当面汇报我的看法，但是，由于组织安排上的原因，我没有机会这样做，我服膺《共产党宣言》中的信念：“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事情。”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至于有的同志坚持对我的误解，我并不在意，少奇同志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致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友的敬礼!

                      

                                                     赵紫阳   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                            

 

给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先生的一封信

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尊敬的许水德先生阁下：

    中国自由民主党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李登辉主席致意，预祝贵党十四全大会园满成功。

    我们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中国大陆三大民运组织之一，我党是在一九八九年民运高潮中以坚决反共的大陆留学生和民运骨干为主体组建的“以废除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政党。经过四年的努力奋斗，中国自由民主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建立了十多个分部，正式登记党员两千多人。去年十一月，中国自由民主党按照党章规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在八九民运中被中共通缉判刑的学生领袖熊焱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在美国创建了“全美学自联”的留学生领袖陈兴宇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由曾被中共当局判过死刑的，长期从事中国大陆自由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倪育贤担任。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还包括天安门学运领导人，首届高自联主席周勇军，加拿大民运骨干方能达，美国华盛顿的民运骨干叶宁，澳大利亚民运骨干潘晴等人。众所周知，以熊焱、陈兴宇、倪育贤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机构是得到海外民运团体公认的合法机构。各兄弟民运组织的负责人：徐邦泰、于大海、杨建利、张伯笠、薛伟、郭平、项小吉、吕京花、白梦等人都出席了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刘宾雁、王若望先生都给大会发来贺信贺电。事实证明，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

    中国自由民主党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我党具有坚定的反共立场和鲜明的民主理念。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领导骨干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与中共专制暴政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与中共特权阶层没有瓜葛牵扯，这些领导骨干既不会被中共的专制高压所屈服，也不会为中共的欺骗利诱所软化。

    （二）中国自由民主党提出了一整套符合大陆实际情况的、深受国内广大民众拥护的、关于中国大陆如何完成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为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预见中国自由民主党在未来的大陆政坛上将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三）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党的活动不受国外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和干扰，党的领导层和基层组织能够自觉遵循民主规范进行工作，党的组织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下日益巩固，稳步发展。

    在为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共同事业中，我们一直把孙中山先生创立的贵党视为可以信赖的先行者和同盟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中国自由民主党在海外资源相对狭小的环境中为传承自由民主的薪火而艰苦奋斗的时候，贵党有关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却滥用贵党的名义和经费，公然支持在海外已经声名狼藉的某某某小帮派盗用我党名义，召开旨在分裂和破坏我党的所谓“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贵党个别工作人员甚至公然声称：“我们现在就是要支持某某某，因为某某某能够按照我们的意见办事，这次我们出钱建立的这个组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绝对听话，领导权一定要控制在台湾手里”。

    贵党经手出钱支持某某某的人还说：“这次我们组的这个党就是要少而精，在内部绝对不允许有反对派和不同意见存在”；他甚至还指名说：“某某人，某某人（指我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贵党个别工作人员不但有言而且有行。在其直接指使下成立的所谓“自由民主党三大筹委会”七人名单中，居然指定了四名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台湾籍人士（杨棋明，林樵清，张明德，王翰万）。其中所谓“筹委会正副主任”由现在台北任职的国民党员杨棋明（又名杨农）和某某某的密友国民党员林樵清担任，籍以确保对这个党的绝对控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某某某小帮派在得到贵党个别工作人员的资助经费之后，趾高气扬，到处招摇，他在打电话召集所谓“三大”代表时公然扬言：“现在国民党只支持我某某某，只有跟着我干才有好处”。毫无疑问, 贵党个别工作人员的上述行动已经在民运队伍中导致了很大思想混乱，对贵党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此，我们中国自由民主党严正声明，我们绝对不能苟同贵党个别工作人员的上述错误行径。我党是在美国政府部门唯一正式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名称合法注册的民运组织，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治势力以任何方式盗用我党名义召开所谓“自民党三大”都是非法的。我们将对肇事者和幕后支持者提起法律诉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某某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被美国司法当局拘捕后不得不辞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并与自民党脱离了联系。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某某某小集团都是与我们中国自由民主党有原则区别的。我党慎重宣布, 某某某小集团的一切行为都与我党无关.

我们无意干预贵党对任何对象的资助和帮助，我们反对的只是贵党个别工作人员支持某某某小集团盗用我党名义，阴谋分裂我党组织的拙劣行为。我们呼吁贵党中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上述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活动。如果我党的上述正当要求得不到妥当处理和善意回应，我党将把上述贵党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理所当然地看作是贵党的整体行为。在事态继续恶化的情况下，为维护我党的合法权益, 我党将不得不在国府驻华盛顿北美协调会门前进行示威抗议。并向世界各大媒体揭露企图用金钱操纵和分裂民运的恶劣行径。当然，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诚恳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解决这一事件。我们期待贵党中央的明确答复。

敬礼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秘书长：倪育贤      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于纽约

警告中国共产党书

倪育贤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

    今年五月下旬以来，大陆知识分子、六四难属及宗教团体连续上书中共当局，内容涉及改革政治、惩治腐败、平反六四、保障宗教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等广泛问题。这是完全符合现行宪法规定的履行公民权利的正当行为。但是，中共当局公然撕毁自己制定的法律，对公民的合法请愿横加镇压，对签名者进行骚扰、传讯、拘禁。王丹、刘念春被拘留审查，王丹已绝食多日。截止到五月二十五日，被拘留传讯的人士已达二十七人，其中十五人仍在关押中，情况十分严重。这是中共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以来对民运人士的又一次疯狂的镇压，它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为了保权维政而不惜践踏法制蹂躏人权的法西斯嘴脸。中共拘捕大批民运人士，罗织的罪名有两条：一是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 二是所谓“散布反革命宣传”，这恰恰证明这些被镇压的民运人士实际上只不过是履行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享受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已，中共把坚持使用和平方式表达对暴政不满的言行都当作罪行加以惩处，这说明了中共与文明人类基本准则为敌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中共以为只要用严刑苛法残酷地迫害民运人士就能够阻吓中国人民的自由呼声和窒息中华民族的民主生机，这完全是痴心妄想，历史已经证明中共对民运的每一次暴力镇压都只能唤起更多人民的觉醒和激励他们争取自由的勇气和信心。我们历来主张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在中共当权肆无忌惮地使用穷凶极恶的手段镇压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拥有自卫抗暴的基本权利。我们认为放弃这一最后的权利就等于背弃了维护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基本立场。在头脑发昏的中共独裁者不愿也不能使用文明人类的理性语言来与人民对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使用让压迫者能够懂得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古人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要严正警告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共当权者：你们对民主运动的每一次镇压，人民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笔账是一定要清算的，欠的债是一定要偿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如果还顾及自己生前身后人民对你们的审判和历史对你们的惩罚，那么，你们必须停止对民运人士的一切迫害，释放所有被捕的政治犯，撤销对所有异议人士的非法判决。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最后警告，如果你们置若罔闻，怙恶不悛，死不悔改，那么，自此至后，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履行人民自卫抗暴的权利，我们有言在先，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特此警告!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台海危机的本质

倪育贤    1996.3.31

一、中共的所谓反“台独”是消灭中华民国的政治谋略

  中共宣布从三月八日起对台湾本岛进行近距离飞弹演习，把中共对台湾的战争讹诈推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风平浪静了近四十年的台湾海峡顿时波诡云谲，战云密布。如何分析和对待这一场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前途和切身利益的台海危机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严重考验。自李登辉总统去年对康乃尔母校进行访问以来，中共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用文革大批判的拙劣手法，对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诬陷和诽谤，中共指控国府的务实外交是所谓走“台独路线”，蓄意挑动台湾岛内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内斗以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近年来，随着台湾政治民主改革的深入，中共加速了对台压制和打击的步伐。江泽民、乔石等中共巨头一次又一次发表姿态越来越强横的谈话，随心所欲地无限扩大“台独”这一概念的“内涵”。今天，中共已荒唐地把国府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也列为“台独”的范围加以围剿，以至于只要国府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所谓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即向他俯首称臣和举手投降以外，中共都任意套上“台独”的帽子加以讨伐和打击。事实已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中共的所谓反对台独实际上只是吞并和消灭中华民国的一种政治谋略。

二、中华民国总统民选是伟大的历史创举

  由于国府在台湾坚持实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台湾两千一百万人民终于有幸免于中共暴政的统治和迫害。台湾人民得享于富足、安定和自由，经济日益发展，政治日益民主。当然，民主肇始，进步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尽管台湾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台湾社会发展总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眼下，虽然台湾岛内有些政治人物为了宣传上的利害蓄意把台湾的现状抹黑得一无是处，但台湾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有目共睹的，是被大多数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台湾人民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台湾创造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台湾的外汇存底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台湾人民今天享有的自由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所从未享受到的。台湾社会基本上已臻于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境地。最令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是台湾将在今年三月完成总统的全民直选。这是中国五千年漫长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在台湾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中国人第一次得以扬眉吐气地行使作为国家主人选择社会公仆的权利，自行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自由对奴役的胜利，是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理想的一次历史性的实践。这次选举的成功将在事实上彻底粉碎中共及其一切专制代理人散布的所谓因特殊国情所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无耻谰言。而这种滥调恰恰是中共极权专制赖以苟延残喘的保命符。

三、自由中国的新生意味着专制中国的灭亡

  由于中共自身的弱点，中共也许可以容忍台湾在经济发展上的一切成就，中共也许可以接受台湾文化科技上的一切进步，但是中共绝对无法容忍台湾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进步和革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民主的台湾的崛起必将敲响大陆专制制度的丧钟。一个自由中国的新生，必然标志着一个专制中国的灭亡。由于历史的血缘和文化的传承，本质上，大陆和台湾是无法分割的。所以，台湾的民主化必将成为全中国民主化的强有力的触媒和催化剂。

  从台湾人民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之日起，中共当局就无法面对十二亿人民必然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就是：都是中国人，台湾人民可以选总统，大陆人民为什么不可以?台湾人民有自由，大陆人民为什么没有自由?台湾能实行民主，我们大陆为什么不能实行民主?这是台湾民主选举一旦成功后会立即发生的一个政治效应。中共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也无力制止这一效应。为了维护专制这一道最后的堤防，中共必须揭尽全力来破坏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进入民主化改革关键时期以来中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全力打压台湾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台湾三月大选期间突然升高战争挑衅，台海风云突变，其源盖出于此。看不清楚这一点是台湾现今某些政治人物的根本盲点。

 四、中共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敌人

  由于近四十年来台海局势的相对稳定，台湾岛内的一部分人士逐渐模糊了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的认识。他们为中共口头上高唱的狭隘民族主义所迷惑，完全漠视共产党专制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反人性的野蛮本质。台湾少数政治人物缺乏对中共专制统治的实际体验和了解，有些人甚至从作过中共的座上宾和礼遇客的温馨接触中来揣测中共的“民族情”和“同胞爱”。他们完全忘记了专制是自由的死敌，中共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压迫者和真正的敌人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自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实质上是专制与民主、自由与奴役的反复较量反复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的一党专制统治是极权专制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一次最猖狂、最全面、最黑暗的复辟。中共在大陆剥夺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中国人民在中共的血腥统治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种代价与痛苦是未经中共统治过的人民所难以想象和体会的。这种暴虐是那样可怖，以至人民经过这种苛政长期的迫害和麻醉之后，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疗养和安抚才能真正恢复和认同正常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中共特权阶级在这一恶贯满盈的统治中依靠暴力攫取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共产专制按其本质而言就是掠夺和暴虐。

五、中共亡台之心不死

  中共出于贪得无厌的独裁野心，对于始终未能染指台湾这块土地一直引为奇耻大辱而耿耿于怀，中共亡台之心不死。五十年来中共未能越过台湾海峡之雷池一步，非不愿也，实不能也。事实上，中共的军队一直把吞并台湾作为其根本的任务。有些短见的政治家以为只要不去触怒中共，台湾就可以安全自保。有人扬言只要自己上台就可以确保台海和平。其实开这张支票本身就说明开票人缺乏政治常识，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打不打得起来，历来不取决于被欺侮的弱方的意愿，狼要吃羊时绝不会考虑对方是不是一只柔顺的羊。当然比喻总不完美。中共毕竟不光是一匹只想吃羊的狼，而台湾也未必是一只想吃就能下手的羊。然而那种承诺本人上台就能确保和平的朋友不等于是在昭告世人他具有左右中共行为的能耐吗?世上还能有比这种宣传更荒唐和可笑吗?如果你真具有左右中共行为的能力，那还要在区区台湾岛上汗流浃背的打选战吗?再者，如果这种承诺是能兑现的，不就等于客观上印证自己确是中共可以接受的代理人吗?中共把自己一手制造两岸紧张局势一古脑儿全推到李登辉头上，指控因为李登辉搞台独，所以中共出于民族大义要打台湾。这种指控是不值一驳的。事实上，李登辉总统在台湾坚持中华民国的法统就是他反对台独的最有力的证明。

 六、中共犯台是自掘坟墓

  中共用反台独作借口来实施吞并台湾的野心，这既不足怪也不足惧。从双方总体实力来看，中共虽然貌似强大，但套用中共祖师爷毛泽东的名言，实在只是“外强中干的一只纸老虎”。大陆人民对中共专制早已忍无可忍，中共党内危机四伏，权力中枢分崩离析，折梁摧柱之危，迫在眉睫。一场大内斗蓄势待发，分裂无法避免。中共这一次挑起台海危机，很大程度上有转移人民视线，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的考虑。只要国府临危不惧不乱，中共是不敢悍然攻台的。因为台湾虽小，但后盾强大，台湾人民只要不惧威胁，团结拒共，以正却邪，以善御恶，是可以稳操胜券的。所以笔者之见，中共不足惧，可怕的是台湾岛内少数不看大势、不顾大局、不明大义、不守大节的政治人物在中共大敌当前之时，不捐嫌一党一派的小利，反而芨芨于私怨，与中共隔海唱和，散布惧共、媚共、甚至亲共、降共的蛊惑论调，乱台误国，这才是台湾当今最危险的隐忧。现在围绕台海危机，岛内外出现一种怪现象，这就是，中共说务实外交是台独，有人就附和务实外交是台独，中共说李登辉是独台，有人也就指控李登辉是独台，中共说台湾是假民主，有人马上就说台湾是假民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现在有些朋友断言，中共对台大肆进行战争恫吓是因为国府推行务实外交，是因为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所以触怒了中共，激发了台海危机，为此，他们要求国府不要搞务实外交，不要触犯中共，不要刺激中共。这种说法本末倒置，似是而非。什么是务实外交?务实外交其实是国府对中共在国际上围堵、隔绝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特殊环境中力求自保自存的一种委屈求生、忍隐图存之道，是不拘形式，只求实效的一种外交方式，所以叫务实外交。国际常识告诉我们，无外交则无国格，无国格则无国家。一个自认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如果连务实外交都不要进行了，那岂不等于自我取消国际人格，自认自己的人民是二等国民。如果按这种论调去做，那么不等中共动手，中华民国就会名存实亡，沦为中共附庸，还喊什么“中华民国万岁”!

  现在有人主张对中共的恶行劣迹不要批评，不要抵制，不要反驳。说这是不去刺激中共，主张对中共的步步紧逼作无原则的退让。殊不知中共极权专制的本质就是强暴和掠夺。台湾退避之域有限，而中共贪黩之心无已，你退一寸，他进一尺，你让一尺，他逼十丈。日侵月蚀，不旋踵，中华民国就将无立足之地了。是故对于中共政权其实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你刺激他也罢，不刺激他也罢，他是终归要处心积虑来并吞你的。对于中共的侵台野心，台湾唯一可行的自卫之道就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进行坚决的抗争。“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当然，要克服中共这样如此横暴的顽敌，单靠台湾一隅的力量是不够的。语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国府能够充分动员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有效的调动大陆人民反抗暴政的力量，那么，双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样，中共一小撮专制寡头如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攻台，就不啻是自掘坟墓。

  那些呼应中共打压台湾的人士，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客观作用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笔者想警告这些朋友，无论你过去在历史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无论你主观上自认为多么热爱中国，在今天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关键的转折关头，如果因个人的褊狭而站到中共一边，站到自由的敌人一边，那么，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目前台海两岸的这场斗争，其实是中国民主和专制一个世纪以来斗争的继续，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生活方式的较量，是自由中国与专制中国的对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场较量是迟早要发生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不是换某一个人作总统就可以消解的。台湾人民只要不怕威胁，奋起抗争，团结御侮，必能力挫强横，立于不败之地。中共蓄意用统独之争来掩盖和模糊这场斗争的本质，是一种虚伪和凶险的政治诡计。清醒的中国人，我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欺骗所迷惑，一切赞成、拥护和支持民主自由的人们应该义无反顾的站到坚持和平民主统一的力量一边，揭穿中共的吞台阴谋，抵制中共的战争讹诈，为台湾的民主、为大陆的民主、为全中国的民主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论专制的条件

                                             

------兼评江泽民政权的前途

倪育贤   1996.3

一、强横来源於恐惧  

                                                    

    最近，中共江泽民政权一会在台湾海峡大搞军事演习，对国府进行文攻武吓，一会又在国内滥捕民运人士，给人一种咄咄逼人、既横又硬的霸道印象，香港名政论家胡菊文先生对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愈强愈恶”。胡文中说：“为什么中共对魏京生、陈子明、王丹等，忽然都捉回去，对人权问题又强硬起来，人们只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共的经济发展了，富强起来了，就有胆对西方的人权压力加以反抗，对大陆人民的压制更为无所忌惮。”胡先生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共是：“愈强愈恶”，越富越凶。笔者当然赞同胡先生对中共恶行的抨击，但对胡先生分析中共为什么更穷凶极恶的原因却有不同的看法。胡先生认为中共近来的恶形恶状是由於其“强大”、“有胆”。笔者之见，恰恰相反，我以为中共的霸道和横蛮是骨子里更为虚弱和心理深层极度恐惧的曲折反映。

    六四屠杀和共产阵营解体以来，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迅速消逝，就如沉船前的老鼠能预感到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一样，凭着专制统治者的一种本能，中共当权者必然觉察到了专制统治基础的崩裂与动摇，他们已普遍产生了朝不保夕的生存危机。例如，中共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甚至烂进其核心政治局这一层，根本的原因也是在於中共高层对前途危殆的心理恐惧，他们对自己这个政权能否存续根本上丧失了信心，“不知今夕何夕”，於是“此时不捞更待何时”，不少权贵横下心来，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路易十四说“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泛滥”。这就是中共腐败者们的心理写照。陈希同、王宝森一案，只不过是这种核心腐烂，因党内倾轧而再也无法掩盖才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

二、打压台湾是因为害怕民主

    又如，中共近来对台湾进行强势打压文攻武吓，大动干戈。论者普遍以为这是中共为了遏止台独，才赤膊上阵，其实中共反台独仅仅是表面上公开的理由，其真正深层的动机是出於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民主!

    无庸置疑，台湾如能顺利地通过自由竞选，走上民主化的正轨，那么这就给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局面划下了转折点。它必然会给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树立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实际的样板，从此中共将再也无法以国情特殊为藉口来阻塞大陆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正义呼声。一个民主而富足的台湾的出现在中共眼中是一堵无法解脱的魔障，是足下的堤坝将要崩塌的警号。所以只要台湾继续民主化的步伐，中共是一定要用种种名目进行破坏和打压的。值得警惕的倒是台湾朝野也有些糊涂朋友误信中共的威胁，呼应中共加紧打压台湾是因为某某人搞台独，这样说当作一种竞选文宣和政争策略或可理解。但如果为中共欺诈所惑，真的相信中共打击台湾是出於“民族大义”，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台湾三党无论谁上台执政，只要你坚持民主宪政的方向，中共是一定要把你当作头号敌人来打击的，因为在中共心里，谁搞民主，谁就是它的死敌。所以，有人说，只要我上台，我就能确保台海和平，那是一句不切实际的空话。因为中共打压台湾的主因是要阻遏台湾的民主进程，从而消减台湾民主化的冲击波对中共专制的巨大震撼!

    叫人忍俊不禁的是中共官方媒体越来越赤裸裸地跳出来抹黑台湾的民主选举。中共攻击台湾选举是“黑金政治”，是“假民主，真独裁”，是“排除异见”等等。这种令人发噱的行为犹如一个抢劫惯犯愤愤不平地斥骂占小便宜的人太不道德太不像君子一样。中共发起的对台湾民主化政治的抹黑运动说明中共害怕民主已到了不顾逻辑，不讲廉耻的地步。然而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地为中共想一想，也就可以理解中共的这种滑稽表演有不得不为的苦衷。你想，一个极权体制面对一个民主化的台湾时，你叫他怎么办呢?总不至要它为你拍手叫好吧。於是最可以为其遮丑的办法就是泼妇式的骂街了，骂你的民主是假货，当然假货不如真货好，但他偏不说他那个真货是专制，民主再假也得做出民主的样子来，专制再真，也还是专制。

三、社会越富，专制越危险

    现在反倒是不少非共人士为中共的经济发展假象所惑，认为中共政权已进入稳定发展期，有些亲共人士还预计中共会有一个邓後中兴。他们认为只要中共的经济有所发展，政权也可以相应得到稳固，这是不了解中共统治架构特殊性的皮相之论。其实，中共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结构，普遍贫穷倒是其相对稳定的主要条件，中共式专制是与社会富裕不相允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看，中共专制怕的就是富裕，中共五十年来统治实际证明，在一定程度内，中共的统治是越穷越稳定，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饿死几千万人民，反政府活动却相对沉寂。而一旦社会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老百姓能勉强解决温饱之後，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跟着经济的发展专制统治的不稳定性也随之增长。到了社会富足到一定程度之後，专制统治就会发生危机，到最後，必然会酿成再也无法维持原有统治的局面。譬如，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一九七九年的民运及一九八九年的学运，这三次对共产党政权重大冲击都发生在社会经济状况回升，人民开始有饭吃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文革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有一句三反言论，他说“毛泽东有个毛病，就是不能让人民吃饱饭，只要老百姓刚刚有几天饱饭吃，他就又要来折腾了。非要弄得大家没饭吃不可。”魏文伯为这句话被斗得死去活来，但这句话却道出了毛泽东比邓小平的高明处，毛泽东似乎领悟到了专制政权与富裕不能相容的秘诀，所以他一辈子都以社会富裕为敌。他鼓吹“一穷二白”，他讴歌“穷棒子精神”，他要求全党全国永远艰苦奋斗。他统治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硬是把大陆搞得山穷水尽，穷得大姑娘没裤子穿，穷得大伙儿都喝白菜清水汤。然而他也确实把专制稳定住了。除了他自己异想天开搞文革那一次之外，他的政权其实从未遇到过真正的挑战。歌曰“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翻也翻不了”。似乎这是一种滑稽，是一种荒唐，但却都是真实。

四、专制的三条件

    从这里，我们其实已开始触及到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课题，这就是本文的题目——专制的条件。原来，专制与民主一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需要一些必须的条件才能产生和存续的，就好似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水份和养料一样。据我的分析，要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维持专制至少要满足三个必需条件，这就是：一、极度贫困。二、普遍愚昧。三、绝对暴力。如果可以把专制比作一座房子，那么，贫穷就是基础，愚昧就是墙垣，而暴力就是其梁柱，这三个主要构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紧密结合，才可能维持这座房子的稳固。如果抽取其中任何一项，整个结构就要倒塌，专制就要倒塌。专制统治就无法继续下去。文明社会是为了追求人类幸福而存在的，而人的幸福是由富裕、文明和自由构成的，但是专制制度却违背人类的本性，它强制人民生活在贫穷、愚昧和暴力恐惧中，专制制度违背人类的本性和背离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这就是共产专制无法相容於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於几乎每个濒临灭亡的政治力量都会适时地推出自己的掘墓人，以便结束自己的存在。邓小平就不自觉地担当了这个角色。邓小平上台之後，为了缓和社会的不满和人民的反对，不得不在坚持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他的本意原是想以经济的发展来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然而经济改革的前提是必须解除一部分人民的愚昧状态，而经济改革的结果又造成部分人民的相对富裕。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客观上动摇了构成专制的两个必要前提，即贫穷和愚昧。於是，专制大厦开始晃动，地基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分明这是一场大地震前的先兆。

    那么，为什么富裕会动摇专制的基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富裕才能产生相对自由的社会群落，古人云“衣食足然後知荣辱，仓禀实然後知礼节”。同样的理由，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物质生存条件之後，人们才有余暇和余力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自由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只有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社会才能凝聚足以影响社会变革的自由意志。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说，因为大陆经济改革有所成功，社会上有钱人多起来了，因此大家都不再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是一个劲向钱看，这种说法流於表面化。事实上，社会的相对富裕必然会刺激人们更加关切政治走向和社会变革，因为当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时，他们必然会去追求政治上的权利。专制体制下的畸形经济发展豢养出利用政治特权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官商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势必与大多数无权阶层构成尖锐的社会冲突，而这一冲突将随时点燃反专制斗争的烽火，最近发生的深圳民工与公安警方的大规模武斗，就是社会矛盾白热化的明证。很多事实显示专制制度下畸形经济发展造成的非法致富和社会不公是导致新一波民主浪潮的导火线。从本质上分析，这是自由与专制在新形式下的一种较量。

    江泽民在最近一次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表白自己不是一个专制独裁者，还多次声称自己的权位已经稳固。但人们透过江氏那虚张声势的言词，可以窥见专制集团内心深处的紧张和对自由的恐惧。这种凭直觉造成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专制而言，自由是一种无法防范的细菌，自由是能够借助思想迅速扩散的一种酵母，只要有一丝丝空隙，只须有一点点机会，自由就会像春风中的野火般地迅速蔓延开来，在人们心中激起正义的冲动，鼓动人们起来争取被专制剥夺了的基本权利，不管独裁者构建的专制大厦看起来有多么坚固和吓人，但自由之火一经点燃，就会将其一举化为灰烬。自由是不可阻挡的，这就是独裁者午夜梦迴，不免胆战心惊、冷汗涔涔的原因所在。

五、绝对暴力的消亡

    在构成专制的三条件中，贫困和愚昧，是最基本的要素，在极度贫困与普遍愚昧尚未消解之前，专制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固，但这两个因素对於专制所起的作用，是较为间接而且缓慢。例如虽然民智的开化和社会的富裕对於专制造成的深刻瓦解是无法规避的，然而一般而言，一个专制政权不会因为人民的相对富裕和逐步知识化而立刻垮台。因为维护专制的最大最直接的力量来自构成专制的第三个因素，即：绝对暴力，我们知道无论哪一类型的社会政治结构，为了维持其正常的运作是必须拥有一定的暴力手段的，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府也必须拥有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有权行使合法暴力以保护公民利益的国家机器。民主制度下，暴力机器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必须遵守，这就是暴力机器必须受人民的制约。而专制制度下的暴力机器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它是不受人民制约的，它只服从独裁者的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制度下的暴力是一种除了独裁者之外不受制约的暴力，用列宁的话叫做不服从任何法律的政权。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说是只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工具，为了清晰地勾勒出专制制度下暴力机器的特点和本质，我就把这种不受人民制约的暴力称为绝对暴力(当然任何“绝对”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才成立)。

    从时序上来分析，只有在极度贫困和普遍愚昧先期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构建绝对暴力，反过来说，也就是只有在人民觉醒和相对富裕的条件下，人民才有可能挣脱绝对暴力。毫无疑问，绝对暴力的是专制体制的基本特征，我们要建立民主制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铲除维护专制的绝对暴力。

    中共专制的绝对暴力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它在文革中曾恶性膨胀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中共不但在物质领域上而且在精神领域都建立了绝对暴力的恐怖统治，以致於这种暴力竟然把不少制造者都推到了他们亲自参加设计的绞肉机中。

    到邓小平时代，他又运用这个绝对暴力，对天安门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所幸，任何违背人性的东西最终将被人类所淘汰。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专制赖以维命的绝对暴力，今天已走到其历史终点了。可以预期，中共脖子上的这块“灵通宝玉”，将随着邓小平的死亡而碎裂。为什么笔者敢於做出这种判断呢?因为，绝对暴力的产生和存续，取决於一个根本条件，这个条件是，它必须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然而由於历史的限制，中共已经丧失了这个条件。

    经验证明，在一个专制体制中，绝对暴力的能否继续，有赖於这个体制能否提供一个能够驾驭这种暴力的绝对权威，换言之，绝对暴力的继续必须借助於它能否人格化。这就像一个蜂群的存在取决於这个蜂群能否产生一个蜂王一样，只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才能使绝对暴力这架机器得以运作。

   中共在长年的战争中，成功地培养出了像毛泽东这样几乎享有无可挑战的绝对权威式的独裁者，中央靠他来行使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绝对暴力，这是它的长处，然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处。

    应该承认，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的存在对於中共统治的长期稳固具有无可比拟的凝聚力，但同时他也具有无可比拟的破坏力。毛泽东之後，中共推出邓小平。虽然邓不再拥有象毛泽东那样无可匹敌的权威。但邓与其他任何中共领袖相比，也具备了充当一个绝对权威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共的绝对暴力得以借尸还魂又延续了近二十年。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中共不会援引邓小平接毛泽东班的前例，再培植一个绝对权威，出来接替邓小平的角色吗?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关键在於这个绝对权威式的独裁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合格。第一，他必须能指挥得动军队，第二，他必须有操纵绝对暴力的实际经验和能力。第三，他必须得到全军全党全民的心理认同。

    这是在一个专制体制中充当一个绝对权威必须具备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而满足以上三个要素，必须要在中共长期的党内外斗争中具有极长的资历和建有极大的功绩。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唯一完全符合以上三条件的理想绝对权威，邓小平次之，但逐条对照亦聊备一格勉强合格，其他如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之辈都不是缺三拉二就是一格不备，所以都坐不稳龙椅，其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之流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了。至於当下的江泽民，用此三条对照，竟然一无是处。他今天滥芋充数，坐在这个位子上，完全是邓小平六四时火烧眉毛一时权宜，既无寸功於朝廷又无仁德於百姓，只会梳妆作秀、卖俏自怜，怎么能压得住那些心雄万夫、目空一切的党内权贵呢？江泽民媚上而获权，位尊而无功，又怎么服天下海内人心呢?当然我们今天评论江泽民坐不住邓後这把交椅，也不能全怪他个人才具不足，而客观上历史也没有为他提供满足上述条件的机会。你总不能要求江泽民在当地下党员时就去延安领兵打仗吧。其实，历史对共产党也很公平，在毛泽东长达三十年，邓小平接近二十载的帝王生涯中，他俩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出几个能基本满足上述三条件的接班人来，但毛泽东生性不容太子，古代帝王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却连别人打哈欠也不许，接而连三搞“清君侧”，把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一一搞掉，邓小平善于检讨，总算逃过一劫，接了班，但无独有偶，邓也有样学样，也接连把自己亲手定的接班人搞掉了。後来竟因此酿成六四巨祸，把共产党的政治赌本完全输光。於是，今天中共高层只存下江泽民、李鹏一类凭在邓太上皇面前唯唯诺诺才尸位素餐的一帮宵小，共产党气数已尽，至此可见一斑。现在邓小平已行将就木，中共已完全失去再培养一个绝对权威的历史机会。此党不垮，更待何时?目前江泽民身兼数职，似乎大权独揽，还拼命装出可以稳当过渡的架势，但明眼人都已看出，邓小平活一天，江泽民撑一日，那一天邓小平去见了马克思，你看吧，聚义堂前一百零八条好汉，有哪一路英雄肯听他江泽民的摆布呢?

    这倒不是笔者把江泽民以下的中共权贵个个都看作野心家、阴谋家，届时非起来造反作乱不可。而是中共这套无理性规范可循的党内权力结构在中共历史上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是既不凭选票，也不凭袭替，故主生前钦定的也从不算数，摆明了非要凭实力厮杀拼博才能在新一轮夺权斗争得以自保。因为中共的绝对暴力机器，只听命於绝对权威一人的指令行事，邓这个独裁者一倒，党内派系马上失去平衡，党内矛盾失去了仲裁者和调解人，上下相疑，左右制肘。在这种形势下，谁不主动发难，谁就意味着等着被宰，时耶?势耶?每一个想保住权位和身家性命的人难道敢掉以轻心重蹈四人帮一夕被黜的覆辙吗?有人说现在军方都表态支持江泽民，为什么邓一死，他们会反江呢?这种说法未免太一厢情愿，其实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军方，天下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少不了有不甘人下的具雄心者带头发难，这时群龙无首，枭雄蜂起。军方、政方各路各派人马会立即按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划分势力范围，按目前中共党内派系山头林立的现状，邓後出现这种局面，将是无法避免的，目前的表面稳定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而已。

六、乱局怎样结束

    那么，邓後中共高层的分裂将可能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笔者不是算命先生，当然无法预测具体的历史发展的细节。但是根据中共以往党内几次大斗争的经验，我们也可鉴往知来触摸到邓死之後中共大分裂的基本走向。

    我以为邓死後第一个引起中共分裂的热点是在对邓的评价上，按目前中共党内对邓及邓改革的态度，大致可分为褒邓、批邓、半褒半批三派。邓後这三派都会起来争党内正统，但这场争斗很快会转移到对“六四”的重新评价上，这时党内一定会在此问题上分为平反六四与不平反六四两派，这个问题一揭开，党内争论马上就会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

    为什么党内斗争会公开化呢?这是因为第一，党内斗争失去了邓这个最後仲裁者，任何一方都无法把对方不同意见压下去。第二，自以为自己主张更得民心的一派，急於打舆论牌和群众牌。第三，双方都担心对方暗中使坏，用叶剑英不通过政治局就先发制人的做法，所以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斗争公开化。

    由於以上三点，一般而言，邓後党内斗争会从秘密转为公开。也许这些把斗争公开化的人不会想到，党内斗争公开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以往中共党内斗争都是在最高领袖获胜，大局已定之後再公布结果，并声讨失败者的罪状。但这一次是在胜负未定之天，用公开斗争来争取民心，以期获胜。党内斗争一旦公开，整个政局会立即全部改观，一来是为了争取主动，二来是为了免于遭反对派清算，所以全国、全党、全军马上会从下到上重新划线站队。以中共半个世纪来的暴力专政，杀人无数，斗人无数，民怨之广，结仇之深，无风也要起三尺浪，在毛邓高压之下尚爆发了文革、八九民运这样的大风潮。如今是中共两派自己互揭盖子，经过文革和八九民运锻炼的民众怎么还会无动於衷，袖手旁观呢？於是，批邓派与保邓派，拥毛派与非毛派，有血债派与无血债派马上会壁垒分明互争短长。这时，将会出现相当混乱，极其复杂的局面，可能会近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全国各地都分派分帮的情形，有无数战斗队，无数革命组织，百花齐放如火如荼的一幕将重返舞台，这时最大的可能是各省、各军各区都拥兵自保，拥财自重，从一个权力中心一下变为多个权力中心，从全国统一到各省纷纷独立，这又会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那一幕的重现。局面虽然如此混乱，但有一点是大致可以预计的，那就是不少较有势力的权力中心，为了表明自己的应顺潮流，会纷纷打出拥护民主的旗号，这其中肯定有相当多的现在正在掌权的中共骨干，他们一个个会表态当年就是在心里就拥护赞成民主自由，还会举出不少暗中帮助和保护民运份子的动人事例，展示当年写下的反动日记……等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些沿海城市会率先打开牢门，将民运份子放出来，也会打开国门，让海外不同政见者回来“共同奋斗”。这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无声的中国将变成一个充满杂音的中国。一个平静的中国会变成一个沸腾中国。这时，作为一个过气政治人物的江泽民将如何自处呢？如果他在邓後剧变中有足够的聪明和灵活，他转弯及时，态度诚恳，那么也许不至有牢狱之灾。但李鹏的未来则相当不乐观，因为他结怨甚多，难免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李鹏虽坏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邓受过，把帐算在他一人头上，实在有失公允，但这是将来之话，另当别论。然无论政局千变万化，有一点可以定论的是，江泽民他不可能再当他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了，李鹏也不会再呆在国务院里了，因为仅仅他们俩是受邓小平指派这一点就足够让人“恶心”了……预测历史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本文的主旨并不在此。

    笔者花费笔墨，预测邓後中共的未来是想从中探索一点专制崩溃的内在规律，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专制是有条件的，而中共已失去了持续专制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共丧失了维持绝对暴力的基本前提----它再也无法推出一个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因为它已丧失了最不可挽回的东西----时间!当然，假如毛泽东当年不搞文革，邓小平当年不搞六四，中共或许还有一段存活一个时期的可能，但这种假设现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有人说毛泽东搞文革，邓小平搞六四，是他们俩人品坏或一时发昏。我却认为毛邓两人的个人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鸡飞蛋打的这一步，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制度，而违背人性的东西无论怎么挣扎，总会被历史所抛弃。“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归根结底，人民不愿意生活在专制下。

对政府的十项最低要求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

    我们中国自由民主党是旨在通过和平方式废除一党专政和建立民主制度与合理社会的平民政党，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最高当局一再宣称人民的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但历届政府没能按照宪法的规定保障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目前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差，无权平民与依靠特权大发横财的官僚、暴发户的生活差距越拉越大。

    表面上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但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却被极少数特权份子及其利益集团用种种名目巧夺豪取，瓜分一空了。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手中有权的官吏借改革之名，把原来属于国家的财产，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他们在国外的子女、亲属纷纷把大批财产转到海外，为自己寻好后路。不少高干子弟几十万、几百万美金地用现金在国外购物置产，他们穷奢极侈挥霍的其实都是从我们小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民脂民膏。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大多数民众生活的相对贫困化日甚一日。现在，普通老百姓是住不起房，乘不起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孩子。如果我们再不起来自保自存，我们的生活将更加难以维持。

    目前，无官不贪，无权不富的丑恶现象越演越烈。如果我们老百姓不设法起来依法抗争，那么，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无法改变。

    为了消除当前的社会积弊，我们提出以下十项基本要求，请政府按照宪法的规定给予采纳或答复。

    一、保障平民的基本住房条件，政府应该停止建设高级的大楼宾馆，而移款兴建低价或平价的国民住宅，租赁给住房特别困难的民众居住。房租的涨幅不得超过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二、提高因改革而下岗的原工薪阶层的生活补助比例，使下岗人员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前能够确保最低的基本生活来源。不使其衣食无着、流离失所。

    三、恢复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在农村，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以保障广大平民病有所医，疾有所养。

    四、对日常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米、面、油、豆、肉、蛋、水、煤、电等实行五年不动的最高限价。其市场价格与国营价格的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必要时，应停建或缓建某些大型的基建项目以缓解民生之苦。

    五、切实保证实行中小学十年一贯义务教育制度，国家增办平民能够负担的公共托儿所和幼儿园，保证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儿童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

    六、限制与普通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公共交通的票价。保证交通费用在整个国民所得的比例不使提高，以满足普通人民交通往来的基本生活需要。

    七、保障流动性民工的基本生活条件，国家制定流动民工的最低工资额，并制定民工保护法以制止歧视和损害民工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情况继续蔓延。对虐待、迫害流动民工的人员必须依法惩处。

    八、建立只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廉政公署，接受人民群众对贪渎官员的检举、揭发，独立行使调查和弹劾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案件的职权。廉政公署应定期发行公开的廉政公报，以建立基本的社会监督。

    九、尽快制定“阳光法案”，定期公布县一级以上党政干部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如有隐瞒和转移等事情，应依法论处。政府公开宣布冻结高干及其家庭的来历不明的财产，对已经转移到海外的非法所得，应追回国库。

    十、人民按照宪法，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举行罢工、请愿、抗议等合法活动时，政府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参加者特别是组织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如有违反应该追究当事者的违宪责任。

    以上是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而提出的十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条件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当局接纳上述要求，并做出积极的回应，悠悠万事，民生为重，戴舟覆舟，古有明训，何去何从，请为政者慎择。

关于进一步推动海外民运的具体方案

一、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海外民运自从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创刊起，历今已十二年了，其间可分三个阶段，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的初创时期，到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的高涨时期，以及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的低回时期。在一九八九年前后，海外民运受国内六四事件的刺激，曾经一度发展迅速，民联、民阵、自民党这三个全球性的民运团体加上准民运团体的学自联，各自拥有上千的成员和遍及各大洲的组织网络。民运组织发起的频繁抗议活动，对中共形成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海外民运的发展壮大，给大陆渴望自由的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民运前景一度被十分看好。然而，民主的路途是曲折的。

    一九九二年底，海外民运在华盛顿举行的民联、民阵联合大会上，遭遇了重大挫折，海外民运的两大组织在合并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世界很多地区的民运工作几近瘫痪。

    本次会议认真反省和总结了二年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海外民运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共势力对民运的渗透和破坏，中共的这种破坏常常是通过其在民运内的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制造对立情绪，挑起内斗来进行的。而民运方面对此破坏性缺乏应有的警惕和防范对策。第二，民运队伍自身的素质偏低，由于共产党文化的影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民运领导层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和协调内部关系时往往失去自我制约和宽容精神，以至造成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的严重局面。第三，民运经验不足和政治幼稚，欠缺坚韧不拔的斗争勇气和缺乏实际的行动能力。以至民运整体呈现疲软无力状态。

    会议深切地感受到，目前海外民运的状况与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及形势对我们的要求却是不相适应的。

    会议认为，为了迎接民主高潮的到来，海外民运必须重振旗鼓，首先应立即停止民运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内斗和相互攻击。会议回顾了华盛顿联合大会的得失和教训，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鉴于民运的现状，目前建立一个统一整合各個团体的民运联合体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在各大组织之间建立协调性的联络机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会议决定以现有的五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民运联络小组以负责各组织的沟通和协同行动。

二、关于重振民运的九项意见

    当前民运呈现低荡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运领导层对“实际行动”的忽视，前一阶段的民运基本上停留在“坐而论道”与“纸上谈兵”的阶段，缺少具有“可见性效果”的实际操作。

    一个社会运动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骨干写文章、提口号的阶段，是不可能形成实际的政治力量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运动就是行动”，如果没有行动，民运之树就会枯萎和凋零。为了使民主运动从单纯宣传层面，提升到行动层面上来，会议决定必须立即着手调整民运团体的组织方式，大幅度地增强民运的行动功能。捏成随时能给于中共专制以有效打击的拳头。本党拟定的具体方案是：

    一、组建直属中央的国内工作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必须经过严格的篩选，由一批民主理念坚定、政治立场鲜明、有行动能力和严守纪律的成员组成，并由经过长期考验、有充分政治经验，具有实际领导能力的人员负责领导。这个小组可以承担一般民运团体无法完成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主要包括：(一)进入大陆与地下民运组织联络和负责接送重要成员和文件，发展国内组织。(二)向被迫害的民运人士家属提送救济和帮助。(三)在中共重要人物进行国际活动時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如公开辩论、提问、抗议等。(四)在中共变本加厉地镇压国内民运时，进行必要的反制。当然这种反制，一般应掌握在遵守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五)在中共进行重大的政治节庆时，进行反弹抗议。(六)在 “六四”、 “十一”、 “元旦”组织反中共的示威和游行。

    二、组织重要的民运人士回国闯关。近几年来，中共出于稳定政局的考虑，已经改变了它早期禁锢民运人士在国门之内，不准离境的锁门政策，而是有选择的允许一些留在国内可能会增加其不稳定因素的人士出国，如中共批准王若望和王军涛等人士出国，同时采取严拒已出国的重要民运人士如韩东方等回国的策略。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共的这种只准出，不准进的办法，对消滅所谓“不稳定”因素及维持其统治，是有利的，而民运方面却对中共无理剥夺民运人士的回国权利没有作出必要的和有力的抗争行动，这确实反映了民运的幼稚。事实上，民运人士争取回国的权利，是我们与中共斗争，揭露暴政罪恶，争取国人同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利的方式。

    我们计划，在今后一、二年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的民运领袖人物回国闯关。为了易于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闯关行动一般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为宜。这样，将迫使中共面对违背人道的谴责，对推动国内民运发展有很大的正面效应。在布置闯关行动前后，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善后安排，如被阻也能安全地回来。在后勤准备充分与条件许可下，我们计划在九五年初组织一次集体闯关回国，以重振民运的士气。

    三、加强各国际都会地区的组织。目前，民运无力展开规模较大活动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是两条。一曰没钱，二曰缺人。这是民运方面长期忽视具体的组织发展造成的，现在在纽约、巴黎、东京、悉尼、香港等各大国际性的大都会，有着大批从大陆循各种途径出国的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这些移民中，有不少是有初步民主意识的，受过中共迫害的人士，民运组织应该从关心和帮助这些同胞的切身困难，如身份、生计、社交等问题入手，来提高他们的民主觉悟，并及时把他们发展进组织中来。民主运动决不能轻视这批力量，如果民运不能争取海外华人的认同，怎么能指望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呢？其实很多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他们身处异乡，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极盼民运组织的协助和关心。民运可以把他们中的觉悟份子组织起来，发展成海外侨团中的民主力量，具体可以从发传单、办讲座、组社团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争取在一、二年内，至少在各大都会组建起一、二百人的，具实际行动能力的自民党支部，造成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运堡垒。

    四、发行《民运通讯》，民运力量流散，民运形象低落的原因甚多。其一，为民运人士表现不尽人意，这要求民运人士方面加强自律和严肃纪律，但另一个被忽视的原因是，民运缺少自己的舆论阵地，海外有些媒体，单纯追求新闻效应，对中共的抹黑攻势不加分析地加以附和以至形成了谁搞民运，谁就被搞臭的可悲现象。由于民运缺少宣传工具，所以很难据理维护自身形象，也无法扩大正面的社会影响，现在民运仅存的两家杂志，无法发挥报纸的独特效用。所以，必须在纽约或别的都会区发行一份民运的报纸，而这样一份报纸，可以大大扩大民运对中共报刊，如《侨报》等的反制能力，并能在侨区鼓动风潮，振奋民气。更重要的，可以方便带回大陆，宣传民主，现在，在民运方面，有办报才能者，不乏其人，如能找到必要的资助，此事立即可办。实际上，在纽约这样的地区，办一份民运周报是非常急迫的。因为此地有大批中国大陆移民。办报纸可以为民运造势，也可影响大量来美的大陆干部。

    五、举办自由中国广播电台。八九民运期间，民运曾创办过六四电台和“民主之声”电台，后来，因故都停办了。其实利用广播来推进民运是一个很得力的方式，当时设想电台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大陆听众，这需要设置庞大的设备。在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可把听众对象放在大都会区的中国同胞范围内，这样办电台，可以先租一个波段举办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空中节目，由听众亲自投入，逐步形成一个“大家谈民主、人人议国事的公众讲台。质量高效果好的节目可制成录音带发送到象“美国之音”等大台去播。这是一个让民主真正深入民众的办法。所需资金不多，初步成功之后，可以以广告维持经费。

    六、发行英文版的民运News Letter，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和国内扩大中国民运的影响力，让国际媒体及时掌握中国民运的动态和发展。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切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期获得切实的国际援助。这个英文刊物，可以及时输送到电脑网络中去，让中国民主运动的信息和对各种问题的立场尽快地影响世界，这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在政治上没有声音，就等于失去存在，创办英文News Letter是让民运发出声音。我们计划在条件许可时，立即成立News Letter小组，并争取在今年上半年予以发行。

    七、定期举办“中国俱乐部”。经过多年的准备，民运方面已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民运理论家和论政人才。现在民运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理论家和论政人才推上实际的政治舞台，让他们有面向社会和群众施展自己政治抱负和发挥自己的民主理念的机会。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光利用几个刊物发表一些政论，对动员人民大众参加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举办公开的定期的“中国俱乐部”讨论会和举办各种有关中国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法。公开的直接的现场辩论是吸引民众关心民主的有效途径。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讲道理，谁道理讲得透彻，为人民所欢迎，谁就能得到大众的支持。这种辩论会，可以公开邀请中共方面的官员或者为中共辩护的各式人等参加。举办这种辩论会所需费用不多，但收获极大。为吸引听众，民运方面也可以制造反面意见的角色来对辩。条件许可时可考虑进行电视辩论。

    八、组织国际巡回演讲和民间筹款活动。当前，民运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基本活动经费的不足，一部分来自美国或台湾地区的资助也时有难以为继的情况发生，开掘财源，这是民运函待解决的燃眉之急，中国民主大业是系全球中国人根本利益所在的利国利民的宏伟事业，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大的民族，港台及旅居海外的华人中，拥有巨大潜力的民间财源。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缺乏基本生存资源的状况是非常反常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未能把自己的主张、目标、宗旨和达至目的的方法，原原本本地有说服力的告诉那些有能力帮助民运的朋友。当这些朋友们了解到民运的意义以及帮助民运也等于从根本上帮助自己的道理之后，民运的财政困难，是可望舒解的。如此，我们计划，组织巡回宣讲团赴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以及一切有大批华人聚居的地方，进行广泛的宣讲活动。并拜访各地一些关心民运前途的社团领袖，以期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宣讲团，应由一批有影响、有思想、有煽动力的民运人士组成，这个宣讲团的任务是：一是宣传；二是为民运筹款。我们希望经由这个办法为民运扩大影响力，筹集基本活动经费以维持民运生存。

    九、建立民运仲裁机构。各民运团体经过五年来的努力和奋斗，现在已形成相对稳定，即五大组织民联、民阵、民联阵、南北自民党并存的格局。这五大团体，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比较完整的组织网络，而且能维持正常运动的组织，这五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民运骨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现在，经过一段斗爭和纷争之后，大家都已深切体认到，分裂就是失败，团结才能胜利的道理。尽管各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优缺点，但这些组织的根本目标是相同的。这就是都要为在中国废止一党专制和建立民主制度而奋斗。在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各个民运组织根本没有互相攻击和继续纷争的理由。在进一步联合的条件没有成熟前，大家应捐弃前嫌，互相宽容，分歧且放一边，是非留给历史。当然，只要存在在社会中，各个组织间发生分歧的争议情况是难免的。为了理性地调解这些分歧是否考虑聘请两岸政界、学界中德高望重的专家和学者组成仲裁委员会，在分歧双方承认仲裁人的权威的前提下来调解纷争。这样，也许可以免去一些无谓的误会和避免矛盾恶性发展。

    以上九项具体方案是本党关于进一步推动民运发展的初步计划。是否可行，谨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民运联席会议共同声明

当前，中共专制政权的最后一位独裁者邓小平已走近其生命历程的终点，中共统治集团各派系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在激烈进行，大陆各阶层人民与中共特权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日趋激化，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社会已进入后邓时期的前夜，大陆政局大变动的帷幕业已拉开，为了因应这一紧迫的局势，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八日，中国海外各民运团体的负责人和部分民运工作者从世界各地集会于美国纽约，集中讨论了后邓时期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兹决议发表共同声明如下： 

一、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可能再为中共提供一个毛泽东或邓小平式的经历过长期战争角逐因而享有“绝对权威”的军事强人，而这样一个超级独裁者的存在是维系中共极权专制这架古老机器能够运转的首要前提。由于历史潮流的制约与专制制度天然的局限，中共已无可挽回的丧失了再培植一个“绝对权威”的历史时机，这就使中共一党专制堕入不可克服的政治危机之中。可以预料，由邓小平指定的所谓“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的政治前途绝不会比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遭遇更为美妙。无论邓后中共领导集团如何自觉地“共体时艰”和“团结对敌”，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共一党专制这样一具腐朽的政治架构之中，争夺最高权力继承权的斗争不但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由于这种斗争关系到斗争各方的生死存亡和他们各自的根本利益的得失，因此，这一斗争的残酷和非理性将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邓小平之后，由于江泽民、朱鎔基等新一代的权力角逐者根本不具备邓小平这样的资历、背景和影响力，所以，这场斗争将在不断的拉拢同盟军和争取第三势力的混乱局面中进行。鉴于历史再也不可能为这场斗争找到一个公认的最高裁判者，所以，这场斗争的基本走向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大陆政坛从此将走上一个由单一权力中心转变到两个甚至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竞争的局面，走向由极权转变为分权制衡的局面，这样，中国民主运动就能够在多中心和分权制衡的局面下得到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发展的条件。

二、关于废止一党专制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中共顽固坚持推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倚仗暴力剥夺全体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选择权的荒谬基础上的，它窒息了全社会的自由，极大的束缚了全民族的创造力，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实行一党专制就必然会导致恐怖和暴政。随着共产主义的阵营的崩溃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一党专制的反人性和反理性的本质已经遭到整个文明人类的唾弃，四十年来的社会实际已经清楚的显示一党专制是造成中国大陆人民长期贫困和普遍愚昧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的极终根源。中国民主运动是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依归的政治力量，我们认为人民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解除人民的被奴役状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民主运动坚决主张无条件地废止现行的一党专制。由于一党专制违背了现代文明人类的人道与正义的基本准则，由于它与世界民主潮流相抵触，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必将面临无法克服的政治危机。中共极权专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我们认为，实行自下而上的公平选举和召开制宪会议是走向废除一党专制的必要步骤。                                  

三、 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的问题

    人权问题是民主运动的核心问题，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由人民选择当政者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而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病就是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其中包括人民选择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权利，而确保人民得以行使这个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础。中共为了掩盖其一党专制践踏人权的罪恶，在人权问题上作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诡辩，他们一会说人权就是穿衣吃饭的权利，一会又说人权就是生存活命的权利，一会又说中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的人权标准。这些滥调充分证明了中共无知和横蛮，反映了中共当权派以救世主自居和以奴隶主自命的疯狂心理。正如人权宣言指出的，“对于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中共以为，只要偷换了人权概念的内涵，就可以抹杀十二亿中国人民的争取自由的权利，真是既愚蠢又荒唐。

    其实，人权这个概念有着世界公认的明确的含义，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已对“人权”作了详细的解释和严谨的界定，人权是指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等多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在构成人权的诸自由中，至关重要的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是不可分割与互相依存的，只要剥夺了其中的一项权利，作为整体的人权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人权无国界，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无一例外地都应该享有共同的人权保障。人权是人类区别文明和野蛮的基本标志，只有自外于人类的动物才具有不承认人权的资格，中共坚持自己有不同于文明人类所认可的共同的人权标准，这无异于不承认自己是文明人类的一员，也不打自招的承认了在一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毫无人权的奴隶地位。

    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经济利益，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来镇压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径违背了现代文明人类的基本原则，我们强烈地谴责中共当局的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一切被捕的政治犯和其他良心囚犯。我们强烈要求中共能够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规定，把人民应该享受的权利还给人民。     

四、关于社会不公

    邓小平南巡以来，又一波经济改革的浪潮刺激了病态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特权利益，顽固的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社会的经济活动缺乏必要的法律制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中共特权阶层借改革之名，大肆侵吞国家资源和人民财富，巧夺豪取，化公为私，贪污成风，官倒横行，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严重的社会不公激化了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为未来的社会动乱埋下了危险的火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打倒官僚买办”、“消灭剥削阶级”为号召而起家的，历史的讽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亲手培植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和贪婪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与过去的剥削阶级的不同只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任何资本和经营，只需要凭藉它的政治特权就可以把原来属于国家的财产占为己有，特权阶级暴发户的骄纵和挥霍与广大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于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自欺欺人的中共无疑是极大的嘲弄。必须指出，造成目前中国社会严重社会不公的真正原因是中共的一党专制。必须彻底废止一党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止社会不公。

    目前，我们主张立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制止社会不公现象的恶性发展，用法律的力量，打击特权阶级侵吞国家公产的犯罪行为。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通过公平的立法，把本来由人民创造的才富有步骤的切实归还到人民手中。

五、关于工人问题

    中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曾被中共捧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却沦为挣扎在社会底层最无权利也最贫穷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而且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最大受害者。随着经济改革中大量国营企业倒闭和亏损，大批工人面临着失业和领不到工资的严重威胁，由于中共统治者从来没有制定过起码的社会福利制度，企业一旦亏损和倒闭，广大工人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十分艰难，而且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在一些外资企业和特区的企业中，工人缺少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恶性工伤事故大量发生，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剥夺工人人身自由和摧残工人身体健康的现象。在中共的统治下，工人阶级非但没有享受到做社会主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在实际上已经沦为新兴特权阶级的工具和奴仆。

    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的基本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报酬都必须得到切实的保护，一切损害工人权利和侵犯工人利益的行为都必须立即制止。我们坚决主张工人有组织独立工会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国家必须制定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以保护工人能够在失业或失去劳动能力时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源。 

 

六、关于农民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靠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中共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战争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牺牲者都是农民，可以说共产党是靠农民的奶水长大的，但是，中共建政以后，广大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成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农奴。严酷的户口制度又把农民打成世世代代不得翻身的二等公民，农民有缴粮上税的义务，但是却被剥夺了工薪阶层所能得到的基本的物质待遇，农民成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最大受害者，农民承担了中共弊政后果的最大牺牲。大跃进时代被饿死的三千多万老百姓，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拘禁在公社化枷锁中不得解脱的农民。

    民主运动是为全体人民争取基本权利的运动，我们坚决主张立即废除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立即废除一切歧视农民和盘剥农民的不平等政策。

    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公社化解体以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这是造成目前严重的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必须依照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制定公平合理的土地法，重新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国家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必须给予农民以合理的补偿，农民从事一切其它的企事业活动的时候，应该享受其他社会成员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我们坚决主张农民有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农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

七、关于西藏问题和民族问题

    我们认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民族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我们认为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我们主张，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的适当时机，可以通过全体西藏人民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此以前，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应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以沟通双方的立场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使用暴力来解决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大汉族主义和大中国主义都是应该抛弃的，同时，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可能的狭隘排汉行为和极端的分裂主义倾向也是必须防止的，因为这种倾向不但不能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民族之间的分歧，而且在实际上也必然会伤害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在尊重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和平地、友好地解决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纷争。

    为了给西藏问题的合理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必须真正地做到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原则，除了国防和外交涉及到国家主权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处理外，民族自治地区的其它一切事务都应该交由该民族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政府全权处理，中央政府不得横加干预。中国共产党驻藏领导机构应该撤出西藏，汉人不应插手少数民族内部事务，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实际的尊重。

八、关于台湾问题

    我们主张两岸政府共同承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并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现实。我们反对并谴责中共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为地方政府和排斥中华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横蛮行径，中共统治大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这个政权虽然在国内缺乏经由人民选举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承认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中国民主运动并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我们否定的只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政府在国内政治范围内的程序合法性。同样，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地位，我们坚决反对中共政权用武力来并吞台湾的企图和行为，我们认为，在统一问题上，两岸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目前的政治现实，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阻碍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的根本障碍，只有在中国大陆完成民主化之后，统一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同时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认为统一是两岸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统一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在增进两岸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这一基本前提下，统一才是值得追求的。

    我们认为，部分台湾人民由于历史的创伤和出于对中共专制的厌恶而产生的台独的主张和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独在实际的政治领域中不但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遗害无穷的，主张台湾独立，客观上提供了中共用武力侵台的口实，我们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鉴此，我们反对台独的政治主张，我们认为保卫台湾安全的根本办法是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才是台湾前途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九、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中共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以来，实质上已经抛弃了在经济领域里的共产主义教条，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分析，中共已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然而，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的经济利益，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面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和马列主义的破产，中共已经无法在意识形态里找出其维持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为了从这个名不符实的窘况中解脱出来，中共不得不祭出狭隘爱国主义和排他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欺骗人民。

    中共愚弄人民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故意混淆政党和国家的根本区别，故意混淆政权和人民的根本区别，他们偷天换日地把共产党和中国等同起来，把共产党政权和人民等同起来，中共根据这种荒唐的逻辑把凡是反对中共暴政的人民打成反华份子，更荒谬的是他们把拥护不拥护中共当成爱不爱中国的唯一标准，这实质上反映了中共当权者把国家当作一党私产的病态心理，更可笑的是中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中国大陆的所有发展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其实，大陆近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十二亿中国人民挣脱共产党的束缚与不断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人民辛勤开拓的结果，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共的恩赐，而是全体人民的努力，实际上如果没有共产体制的阻碍和特权阶级的盘剥，凭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必已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水平和规模。我们呼吁全国人民识破中共鼓吹狭隘爱国主义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以巩固其专制独裁统治的卑劣伎俩。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但是绝不爱数典忘祖、欺压同胞的共产党，我们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我们也乐见其他国家发展和进步，作为世界民主潮流一部分的中国民主运动，我们当然欢迎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自由事业，我们在摒弃民族自卑感的同时，也要防止盲目的种族优越感，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在种族至上主义的病树上不可能结出健康的果实。中华民族应该以宽阔的胸襟，以文明人类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身份，共同迎接文明人类新世纪的曙光。

十、关于动乱和稳定

    近年来，中共统治者剥夺人民基本人权和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藉口，是“防止动乱”和“保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成了中共政权的“保命符”，这种本末倒置的骗人手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中共实行的一党专政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动乱(甚至战乱)的根本原因。

    诚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稳定的前提是公正，安定的条件是公平，一个倾斜摇摆的水桶当然无法保持水面的平稳，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公平和正义。试想，在少数不受人民选择和社会监督的“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永远霸占政治权力和任意侵吞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呢?在一党专制下的所谓“稳定和安定”其实意味着对社会正义的践踏和对人民大众的奴役。

    中共习惯于把制造动乱的帽子套到主张人权的民主运动头上，这是不值一驳的。众所周知，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主要区别在于：民主政治是通过公民的自由选择和经过候选人的公平竞选来决定政府公权力的产生和交替的。所以，政府权力的交接自然是经由和平的和良性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专制政治是通过当政的独裁者私相授受或无规则的派系斗争甚至经过宫廷政变和流血战争来决定权力的归属和继承的，所以专制政治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和分裂。

    从五六年的“反右”到六六年的“文革”、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到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历史已经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一党专制是动乱之源。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用血腥的专政手段来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他们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摧残人权，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杀人如同刈草，冤狱遍于域中，长期苛政郁积的民怨犹如一座“缄默的火山，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着了魔”，在专制之下一点火星可能燃起燎原之火，中共欺世盗名地把暴政之下的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病态社会称为“稳定和团结”，这既是统治者的狡诈，也是独裁者的蒙昧。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若是待到“火山迸发，一切都报”的那一天，中共再欲回头寻觅妥协之路恐怕为时已晚了。

    我们要警告中共当局，靠暴力镇压造成的虚假繁荣和政治冷漠常常是政治大风暴的前奏，在整个地球都朝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转动的国际大气候下，企图在中国这个人民已经觉醒了的大国继续长期维持一党专制完全是痴人说梦，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如果不愿做顽固派的殉葬品，为今之计，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抓住上帝把邓小平这块顽石搬走的天赐良机，及时宣布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作为第一步，首先做到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然后，宣布进行自下而上的人民普选，只要做到这两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可能迈上良性过渡的康庄大道。

    中国民主运动是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改革运动，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能够避开社会动乱和暴力冲突的暗礁，我们力争通过和平与理性的方式来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大厦奠基的光荣使命。当然，这只是我们良好的愿望，而要使这种愿望变成现实，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中共手里。

    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中共一党专制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同胞们，让我们团结起来，通力合作，迎接中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我们坚信，无论中国民主大业最终将通过何种方式来完成，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制度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的太阳必将普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