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育贤 1987.7 《探索》
自从邓小平推行改革路线以来，常常听到一些好心的朋友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改革，所以，我们不必再搞什么民主运动了，我们只要支持共产党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就行了，我十分理解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的善良愿望，但是，我必须告诉这些朋友们，指望共产党自我更新来进行体制内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经过十年来中共改革的实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希望依靠一个顽固奉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极权主义政权来进行现代化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这不是哪一个领导人主观上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在客观上能不能够做到的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中国大陆的现行政治体制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一、 以救世主自居的党
无庸讳言，中共在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曾经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富有革命朝气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奉行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充斥着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沉湎于暴力恐怖手段，但是，这个党的主流还是健康的、积极的，他的主要骨干大都是富于革命正义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这个党在夺取政权前的漫长斗争历程中曾经正确地提出过不少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其中包括分土地给贫苦农民和试行建立民主政治，这个党还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关头提出过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口号并挺身参加抗战，所以这个党确实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因而得到过人民大众的支持并借助于人民的拥护而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辉煌胜利，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践它在执政以前多次向人民和民主党派承许过的政治诺言，担当起在中国建立起一座民主大厦的伟大任务，那么，中国共产党极其领袖们将作为中国民主体制的真正缔造者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并将永远受到我们子孙万代的敬仰和爱戴。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却没能从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政权更替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挣脱出来，毛泽东极其战友们被巨大的历史性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开始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他们以为历史是可以被象他们这样的英雄们任意创造出来的，他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受到任何法律规范的约束和限制，他们迷恋于马列主义关于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理论，岂图依靠枪杆子的力量来改造这个旧世界和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开始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为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规划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的蓝图。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民主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多次表示赞成民主(如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在延安对黄炎培先生的许诺)，只是为争取同盟军以打倒政治对手的一种策略运用。
共产党一旦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立即撕下了赞成民主的伪装而实行赤裸裸的专制独裁统治，毛泽东及其助手门仿效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和历代中国专制君主的模式，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由共产党来操纵一切的国家机器以控制人民所有活动的极权专制体制，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亡灵穿上时髦的社会主义外衣，重演复辟专制王朝的丑剧。由于中国人民的幼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共产党轻易的就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不容置疑的绝对政治权威和不受任何力量制约的绝对统治权力。
历年来事实证明，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不但把亿万中国人民拉入贫困愚昧的深渊，而且也从骨子里腐蚀了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不准任何人反对的独裁政权开始，就从原来拉车前进的好手，堕落成拼命阻挠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外学者，很少用客观的历史眼光来评价中国共产党政权初期，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实施恐怖政策的严重后果，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为中共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以前执行的镇反肃反政策辩护，以为一个新生政权在建立之初对反对势力实行镇压行动，对巩固新政权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这种看法包含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因为他漠视了一条最基本的历史准则，这就是：凡是糟蹋人类生命和践踏无故人民鲜血的行为是一定会得到报应的，无论这种暴行是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旧政权遗留人员和大批被划为地主的富裕农民实行的大规模屠杀，是引导这个政权日后发展成越来越暴戾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前奏。中共进行多次肃反镇压运动中的大部分牺牲者，其实都是罪不当罚的普通老百姓，被划为地主富农而被镇压的阶级敌人，多数只是比较善于经营的农民而已。共产党干部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而随意使用暴力剥夺他们认为需要剥夺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这样一种绝对权威极大的震慑了本来就麻木畏缩的民众意识，在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铁的镇压暴力面前，人民不但像木偶一样让党的干部任意摆布，而且还诚惶诚恐地承认共产党是他们的大救星和带路人。凡是参加过公开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把共产党的权力看做是一种神圣不可抗拒的天经地义。任何一丝对这种权力合理性的疑惑都会被社会包括怀疑者本人确定为一种十恶不赦的反动思想，公开杀人示众的心里恐吓效应是那么巨大，怪不得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深好此道，至今仍乐此不疲。
二、党的控制无所不在
树立一元化的绝对权力始终是共产党建立专制体制的主要杠杆，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夺取全国政权，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巩固这个政权。而共产党人认为巩固一个政权的最好方法就是无限制地扩张党的权力控制层和控制面。
毛泽东在修改共产党的“九大”党章时说：我们共产党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文革，也是为了确保这个专政不致被修正主义分子所削弱。如果我们撇开所谓“阶级”专政的虚伪面纱(因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与工人阶级无关，他只是一小撮党内政治寡头的专政)，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四十年的一个根本性概括。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有权就有一切”，所以保持和巩固共产党对全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地位是它的至高无上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根本目标下，共产党集古今中外一切独裁专制统治方法之大成，想出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极权专制体系。
为了保证党的绝对权力，党把全国所有国家机构都变成党的一个工作部门。政府、军队、法院、警察、监狱，....所有一切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全部都隶属于党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之下。党不但控制一切权力机构，也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工业、农业、交通、财政、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全国上下一切企业单位都直接听命于党的直接领导。毛泽东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所有地区、所有部门、所有单位的负责官员，一律由共产党来安排和委任的。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党把全国人民都按条条块块组织进一个经纬分明的巨大网络中，然后再分割到各个基层单位进行统一管理，每个单位都由党指派党的干部来监督和安排人民的一切活动，每一个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其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党都有专人予以记录和存档。党通过设立户口制度、粮油食品配给制度、工作通一分配制度等达到对每一个人的全面控制的效果。在这种极其严密的全面控制之下，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取决于党组织对他的评价。
为了保证自己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党在全国上下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建立起极为严密的党组织机构，这是一架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最为庞大的官僚机器，数以千万计的大小干部们盘踞在各级领导机构中，专门担负党的政治领导，他们并不懂得本部门的业务，但却操有决定一切重大事物的实权。
只有在连续不断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表现得特别机灵的共产党员，才有可能获得党的信任而得到一个永久性的领导职位。在这个职位管辖的范围内，这个党官就可以掌握对下属人员的支配权，也可以获得相应的一部分物质待遇，所以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党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该地区、该部门的真正主人和最高权力者，他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其属下人员的前途与命运。
由于党制定了严格限制人民迁徙和选择职业的政策，所以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要摆脱党官们的控制和摆布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不但有义务要绝对服从党的上级领导的意旨，而且有义务绝对服从本部门、本单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义务。由于党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和进行定期的评比鉴定，由于每个单位成员的一切福利待遇决定权都掌握在党官之手，所以党的干部有足够多的机会和手段教训那些不够听话和不够敬畏的分子。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十有八九都是因触犯了基层党官们的利益，而成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
三、共产党社会的三种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自己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惨淡经营数十年而建成的这样一架极为庞大的特权官僚机器，现在已成了背负在国民经济肩上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这架机器不但不可能为社会增加任何一点精神或物质财富，反而以越来越大的胃口吞噬与消耗全社会创造的经济积累，这架机器已经成了阻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中国共产党多次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外界也因此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真心搞社会主义，其实中国共产党离开社会主义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更为遥远。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平等，这主要包括政治权力的平等，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到处充斥着特权和极度的不平等。这种客观上的不平等，首先来源于共产党人意识形态中的不平等特权观念。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然而，实际上人民这个名词只是共产党挂在嘴上搪塞一切错误行为的借口。
共产党自称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共产党才是认识和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个绝对真理的先知先觉者，所以共产党一直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天然领导人，愚昧无知的群众只有在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才有资格被称为人民。因此共产党强烈地认为：所有的人民都必须服服贴贴地听从共产党的指挥，任何人民如果胆敢在思想上产生对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表示怀疑，那他(她)们就成了政治上的反动分子了，而反动分子就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公民的权利的阶级敌人，是进行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当然对象。在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对共产党的忠诚成为划分敌和友的标准。凡是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则恩赐为人民，凡不拥护党的则斥为敌人。
在共产党的哲学里人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革命的先进分子，即掌握了人类最优秀的理论的少数共产党人，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是管理人民，第二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所谓人民群众，他们的标志是必须愿意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他们的责任是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第三类就是少数有反对共产党的可能性的阶级敌人，他们是被党开除人民队伍的反动派，是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的专政对象，他们的责任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并接受党和政府的惩罚。
在上述三类人中，作为第二类的人民群众是数量最大的一群，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这批人长期作质量检验工作，一旦发现其中某些分子对党的态度有可疑的言论行为时，就及时地把这些不合格的分子清除出人民队伍，并规划到敌人的范围中去，为了不致被党清洗出人民队伍，每一位“人民”都力图在党的面前争取有一个好的印象，因此他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必须按党的要求，表现出对党的每一项决定都绝对赞成和衷心接受的姿态。那些表现较慢或语言稍有不谨，因而引起党的怀疑的人就成了下次清理的对象。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当子女长大要离开父母身边时，父母最后千叮万嘱告诫子女的一句话总是：“千万要听组织的话”、无论如何要搞好与领导的关系”。这几句叫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临别嘱咐，其实包含着作为长辈的父母几十年来的痛苦经验。因为他们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下，任何人不管他学问再好、能力再强、工作再努力，如果不能与领导搞好关系，那么，他的命运一定是可虞的，他的前途一定是危难重重的，一个招惹了党的基层干部的人，极有可能被随时套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人民的队伍，这就会受到永久性的迫害。
四、刘少奇对公安干部的警语
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地寻找下一轮政治运动中的迫害对象，任何人一旦被党的组织选为斗争目标，那么这个人的一切基本生活条件和人身自由将会被剥夺殆尽。他的一生将注定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他的家属亲友也将蒙受污垢而永难抬头。怪不得在文革以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还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告诫公安部的官员们说：你们办案可要仔细一点啊，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抓错了人，杀错了人，这个人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以前，无论在满清皇帝手里、北洋军阀手里、还是国民党手里，政府要抓一个人，如果是冤枉，这个人至少还可以找律师，还可以鸣怨告状，实在没路时，还可以想办法逃，但现在你上哪儿找律师?上哪儿去告状?逃到哪里去啊?
这段话可以说明，在森严壁垒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连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也感受到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潜在威胁，这段话后来竟成了一种讥语。几年之后，身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也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落到一个死后连衣服都未穿的悲惨下场。
在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四十年里，以所谓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而被杀、关、管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按毛泽东所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比例至少还有三千万之众。
邓小平上台以后，对其中一部分被杀错、关错、管错的阶级敌人平了反。笔者何幸也添名其中，其平反书上总是写到：写了某文、做了某事、交了某朋友，因而当时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现经复查证明，其实此话、此文、此事、此友并无反对共产党的意思，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现予平反免罪，其子女、家属、亲戚，都不应再受株连。于是，尚还活着的本人和家属或者本人虽死而尚苟活于世的亲属都一片感激涕零，三呼万岁，叩首谢恩不已。于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增添了一页光荣、伟大、正确的历史。党的专政机关又可以集中力量去抓象魏京生这样真正的反党和反革命分子了。
然而竟没有人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杀错了那么多人的共产党是不可以反对的呢?为什么反对一个干尽坏事的党就是反革命呢?为什么反对共产党就应该被杀、被关、被管呢?当然，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这几个问题都是千万不能想和千万不能说的，因为提这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罪了，于是党就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杀你、关你、管你了。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看来老子是没有机会遇上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还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来。如果老子有幸躬逢共产党专政的盛世，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张嘴，党的专政机关就叫他老人家“身名俱灭”了。
其实老子的这句话虽然豪气干云，但并不实在，蝼蚁尚且昔生，求生之欲，人之常情，普天之下，真有几个人不怕死呢?而更何况共产党专政机关还有比死更利害的苛刑在，它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凡夫俗子血肉之躯，有几个人经得起它的摧残折磨呢?
五、不断斗争的哲学
共产党每隔一段时期，就把人民中的部分不驯分子筛洗出来列为阶级敌人，再予以严酷打击的做法，并不仅是因为它认为这一部分害群之马最有可能反对或者诽谤党的政策，而是借不断地把老百姓中的一部分人打成失去一切基本生活权利的“贱民”，才能有效地维持大部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畏惧，一个专政政权必须借人民的恐惧才能免于使它的合理性受到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甚至认为那些被划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究竟是否具有真正反党动机并不十分重要，对党来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来扮演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角色，必须定期有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被枪决、被判刑，必须有一部分被管制分子在人民面前作“反面教员”，让每个人知道“反对共产党”的人将会落到一个什么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总要提出一个“打击面”的百分比的主要原因。
各级党委为了完成和凑满这个预订的“打击面”指标，常常把那些平时为自己看不惯的、不喜欢的、甚至有某种利害冲突的人员，统统划到打击范围里面去。可怕的是，党这种“排队作业”都是极端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常常发现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拘捕对象面前，这个对象还根本弄不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过。成千上万的所谓怨、错、假案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铸成的。用严厉的非人道的铁的手腕来压迫一部分人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震慑全体人民潜在的民主要求和权利意识，而有随意运用用镇压手段对付一部分人民的党的官员们，就更加显得威风凛凛和让人望而生畏。这会给专政的执行者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
共产党实行这种无处不在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最显著的政治利益是：每当党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镇压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之后，党的任何一项荒谬绝伦的政策都会被更彻底、更迅速、更无所阻挡地得到实施，党的领袖的任何一种心血来潮和奇思怪想，都会被共产党捧为拯救人类于毁灭之中的救世真言，他也必然会更加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越荒唐，它也必然会杀人越多的一个内在的因素。毛泽东用相当精辟的语言概括了实行专政的好处，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怎么会不灵呢?手无寸铁的人民在一个握了全副暴力机器的专政面前，除了逆来顺受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苟全蚁命的办法呢?
共产党这里极其严酷的专制统治,对中华民族的人格退化造成了极为可怕的后果。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自己尝到了一种被骗的滋味，于是他提笔写了一条最高指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这句话本意而言，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话由于毛泽东统治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其最大的特色是人人都不能讲真话，人人都不会讲真话。在中国，讲真话的必然结果是不但会丧失生活的权利，而且会丧失生存的权利。在讲真话就要杀头、坐牢、戴帽子的环境里，有几个傻瓜冒着杀身之祸,挺而走险呢?
共产党一方面剥夺了人民讲真话的权利,一方面又要人们“光明正大”不讲假话，不是猾天下之大稽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又一次请君入瓮的鬼把戏!
六、人民是党的木偶队
然而被共产党调教了几十年的大陆人民是老于世故的。他们都清楚知道，对党的每一项政策转变，每一个老百姓必须立即表示出竭诚拥护的姿态，否则，他们就无法保得住自己的安全和可怜的一点物质利益。于是，人们都习惯于随时按上级领导的要求来扮演党的现行政策支持者的角色。人们都知道有资格上街去游行示威以表示对党的决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明自己还置身于党认可的人民队伍里的一个标志。至于党的新决定的内容本身如何，这反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党今天说要打倒张三，人民一定会为打倒张三而欢呼万岁，而如果明天党告诉人民说张三是好人，而李四才是坏蛋，人民也一定高呼张三而打倒李四。因为对人民来说，打倒的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这是无所谓的，最要紧的是，他们已经执行了共产党的命令，完成了任务。在专制制度掌握下的人民是没有思想的傀儡!它不过是独裁者手中随意操纵的一队木偶罢了!
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导演。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大陆的所有资本家都敲锣打鼓要求社会主义改造，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企业全部献给亲爱的党。
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在党的导演下，党内一大批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纷纷承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表示感谢红卫兵和造反派挽救，要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又一个十年之后的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党的领导下首都数百万人民义愤填膺地举行示威，要求坚决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坚决支持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年十月，在党的导演下,首都百万军民又一次游行示威，热烈庆祝华国锋、叶剑英，把江青等四人帮抓起来，党还告诉人民，这是执行毛主席生前早已拟定了伟大战略部署。
对于共产党的任何一次政策决定，全中国人民没有一次不是表示出最热烈的拥护和最衷心的支持，即便是这样决定是那样的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即便是这些改变是那样的突如其来而毫无理由，人民仍报之以热情地欢呼和无上的赞颂，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党的导言下，人民充当了可以扮演任何角色的万能演员，党叫演什么就演什么!而且演什么就象什么!
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是一团泥巴，党要怎么捻就怎么捻!
四十年来，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就是这么一拘既可笑又可悲的滑稽剧。
最可怜的是那些一辈子栖栖惶惶地扮演革命徇道者角色的英雄模范人物，因为终年累月地沉沁在这种完全戏剧化的虚假环境里，往往情不自禁地进入到一种彻底迷失自我的梦幻境界中去，竟常常为想象中的虚构情节所陶醉，每每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些实在天真的演员们，甚至已痴迷到弄不清楚究竟是庄生梦蝶抑或蝶梦庄生的癫狂地步，一致直到去见马克思时，还真以为自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转世呢!
啊!这批虔诚膜拜在现代新宗教神龛下的善男信女们，你们有福了!无论你们对别人做了什么，上帝大概会原谅你们的，因为就如耶稣所说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近百年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濒仍，造成的极度贫困和愚昧，是培植专制暴政的最好土壤，而共产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的必然恶果，是造成了更为难解的贫困和愚昧，为了彻底他破这种专制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是用断然决然的行动，来废除专制制度,建立真正的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民族蕴藏的巨大创造力才会涌现出来，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中国贫困愚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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