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丁学良先生的几个观点
倪育贤 1995.5.1
一、柴玲活着不是罪过
读了《世界日报》五月二十七日题为“六四悲剧，利己英雄误导群众;
文革遗毒，道德价值荡然无存”的专题报导以后，笔者有几点不同意见提出与立论者商榷。该文根据一位外籍记者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中的一段对白，指控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这一从道德角度出发对柴玲个人作出的人格否定，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惟其严重，笔者在仔细检阅全文后发现，如果仅仅根据这篇报导中的文字内容就对柴玲作出如此严重的指控是失之偏颇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涉及到关键内容的短短数百字的对白中，就出现两处表示讲话有剪辑和删节的省略号。大多数不经意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这种省略，但每个接触过法律文书的成年人都清楚，在一个关系到当事人名誉和利害的陈述中，有时一个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剪辑和省略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讲话人的原意和陈述的性质。所以，在没有读过这个采访的实录全文前，一个负责的人事实上对此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记者在没有经过查询当事人的本意前，发表经过自己任意剪辑的记录并轻率作出主观的道德判断，甚至据此对当事人的人格进行极为严重的指控，这种做法至少是不严肃的。例如，在报导中，当引述了柴玲讲“只有在广场流血时，人民才能真正觉醒”的话之后出现了一个省略号，(读者当然完全不知道这里删节了什么内容，)紧接着就出现了这样两句关键的对白：
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留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答：“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问：“为什么呢?”
柴玲答：“因为我与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
......
按上述这种方式剪辑后的文字，大多数没有时间和条件追根究底的读者很自然就会得出柴玲的意思就是要叫别人留在广场上死，而自己却要偷生的强烈印象。而实际上，记者以及丁学良先生等人在报导中对天安门运动的抨击也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印象上。但是这种读了记者报导之后的印象并不切合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广场上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对上述对白中关于“在广场上坚持”这六个字的含义的理解。按记者在这个报导中的解释，似乎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就是选择了死，而不继续“留在广场”就是选择了生，甚至还意味着要让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对于柴玲这个上了黑名单的广场总指挥来说，是不是留在广场与是不是选择了死之间已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戒严令下达，大军已进城的情况下，谁出面接任广场总指挥，谁就已经选择了“死”，在这种生死相搏的严峻环境下，谁敢于挺身而出来领导和参与这场运动，谁就必须具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这恰恰就是今天那些高谈“妥协”的理论家们不及广场学生的要害所在。那么柴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究竟有没有暂离广场的打算呢?对此柴玲曾不止一次地坦诚地作过公开的说明：在五月下旬，指挥部确实有过为了防止中共“枪打出头鸟”而作出动员广场学生执行“星火燎原”方案，即分散到全国各地发动运动的计划，但后来她考虑到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就返回岗位。要证明柴玲是不是有叫“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卑鄙念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事实。而事实是，柴玲在接受了采访之后并没有如记者指控的那样偷偷“溜掉”，私下“逃亡”，而是继续领导广场上的五千名学生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在广场最后撤退的队伍中，柴玲坚持走在最前面的第一排，事实上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危险的位置，在枪林弹雨之间，共产党的子弹没有打中这位体形弱小的女总指挥，纯属侥幸，她居然活了下来。这就是现在很多事后诸葛亮们争相发难指控她的原因。然而，柴玲还活着毕竟不是一种罪过。
也许，我们可以要求一个未经任何政治风暴的女学生在经历一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腥风血雨时，不能有丝毫的胆怯和犹豫;也许，我们也可以要求她在应对记者的采访时要体现一个职业外交家娴熟的技巧和风度，也许我们甚至还可以要求她面对死亡时要表现出一个无私无畏的圣女贞德那样的英雄形象，但是我想任何人都无权指责一个走在第一排最后撤离广场的女学生是一个叫别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阴谋家。
二、究竟是谁失去了理性
如果这篇报导仅仅是旨在批评柴玲个人的行为，那么，事情还只是对一个学运领导人的评价是否公允的问题。然而，这篇文章虽然在篇首标示为新闻报导，其实除了开头一节涉及柴玲的对白这一点“事实”外，其十分之九的篇幅都是记者本人的议论和借引丁学良抨击“八九民运”的论断，这就不能不使这篇报导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舆论导向的特点。例如，文章指责“广场上激进的学生”“明知大祸将至时，仍坚决反对撤退，不断使运动升级，促使了这场悲剧无法挽回。”当时广场上的学生该进该退，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究竟是谁将这场悲剧引到无法挽回的结果，是所谓的“激进”的学生领导呢？还是挥起屠刀的中共当权派?当中共军队逼近时，广场上学生通过表决，决定坚持留在广场，坚持斗争。这在策略上是否适当，在今天当然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这与制造大屠杀的责任者究竟是谁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难道学生留在广场要求李鹏政府撤销戒严令就应该被杀吗?难道被杀一方还要承担杀人者的罪责吗?
上述报导中一再用极具权威性的语气引证“毕业于哈佛的”丁学良先生的话：“认为呆在广场没有意义的人就会自动离开，只有认为呆下去值得的有用的有意义的人才会留下，所以广场群众的基础就是，理性的人离开了，激进的人留下来。”这段话前一半是废话，后一半却偷换了“理性”和“激进”两个概念的内涵，必须加以辩証。丁学良把是否留在广场作为划分是否理性的标准，去则誉为理性，留则斥为疯狂。这是一个毫无客观判断价值的凭空臆测，对此，与丁学良同道的龚小夏讲得更为直截了当，她说：“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泄愤运动，能将愤怒情绪煽动得有声有色的人，绝不妥协。有一些疯狂情绪的人，才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按丁、龚两位的推论，天安门运动根本是一群失去理性的疯人搞出来的，因为有理性的人都会自动离开广场。显然，在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这个问题上，丁学良与文明人类的标准并不一样，当时通过电视屏幕，全世界维护正义的人民都满怀同情、敬佩和义愤，声援在广场坚持为自由而抗争的英勇的中国青年，谴责中共刽子手的法西斯暴行。因为在整个文明社会看来，那些留在广场上向暴政抗争的学生才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当时的中国，只有在天安门广场上才真正体现了十一亿人民公民权利的觉醒，放射出人类理性的灿烂光辉。人们还记得在声援天安门学运的巨流中，曾见过丁学良和龚小夏两位的身影，也听到过他们发自良知的呼喊，遗憾的是，六年以后，丁、龚两位却反过来用尖刻的语言来讽嘲广场上的学生是失去理性的一群。在此，我们不禁想问丁、龚两位，在你们放言斥责学生之前，为什么不先忏悔自己也曾“失去理性”和“疯狂激进”呢?
三、当代中国的学生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者
丁学良先生还由此而全盘否定二十世纪的学生运动。他断言，二十世纪“所有的学生运动，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是激进的。”他说：“学生是非常独特的不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他的人都是成年的，有自己实际利益，有自己的家庭，及许多世俗的考虑、负担，而学生没有这种负担与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运动弄成非常意识形态化、理想化，所以容易走极端。”丁学良没有提供他得出这种结论有多少社会学上的依据。事实上，丁学良所描绘的那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生群体并不存在，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除了年龄较轻，知识结构较新等本身的若干特点以外，他们当然也具有其他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相似的共性，学生作为没有政治特权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承受者，不可避免的，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当然也有许多世俗的家庭的考虑。其实，实际情形与丁学良所断言的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当前落后而又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大学生往往是凝聚家庭所有成员利益的集合点，因为除了特权阶层的少数权贵子弟以外，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必须依赖全家庭的供养才能完成他的学业，而学生的学业与出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前途，因此，中国的学生对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变化极其敏感，加上青年学生普遍具有的向往自由、追求真理的特点，中国的青年学生往往表现出比其他成年的社会群体更积极的对整体社会利益的关注和勇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关系到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危的转折关头，青年学生往往首先挺身而出、呼喊出时代的要求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青年学生毫无疑问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群体。在八九民运中，学生们切中时弊地提出了反对贪污官倒，维护人权法制的正当要求，这是完全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希望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丁学良把学生运动中闪耀着理想主义火花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民主诉求，一概排斥为“意识形态化”和“走极端”，这是一种明显带着既得利益阶层倾向的政治偏见。
很多学者已对八九民运中中国学生表现出来的温和、平实、守纪律、有秩序的特点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一场最为和平的理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文明的先例，甚至连中共当局根据自己的统计也不得不承认八九年春民运高潮时是北京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这一事实对丁学良等人批评八九民运没有理性是有力的反证，那么为什么象丁学良这样的一批人总是出来对平和得不能再平和的八九学运横加指责，甚至还斥为激进主义呢?说穿了，丁学良们所说的激进是指学生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誓死捍卫真理和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把勇敢诬指为激进，这是近年来庸俗知识分子最时髦的玩意。但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勇敢者们首先行动起来推动社会的革新，历史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四、因怯于反抗而勇于打击反抗者
现在在中国知识界流行一种颇为奇特的自我麻醉式的恐惧自恋症。由于中共用极为残酷的血腥手段镇压了历次的民主运动，在暴政高压下，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患上了这种很难根治的恐惧自恋症，患这种病的知识分子一面陷于对暴政迫害的过度恐惧中，一面又羞于公开承认这种恐惧和自己怯于反抗的弱点，这种极度的心理不平衡必须要寻找一个即能维护表面的人格完整，又能掩盖自己怯懦和软弱的精神解脱，这就需要一种自欺欺人的理由来进行自我麻醉式的良心安慰。于是把一切敢于反抗暴政的思想和行为一律斥为激进和非理性就成了最方便的遁词和最理想的挡箭牌了。在这批患了恐惧自恋狂症的朋友看来，在专制暴政面前，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逆来顺受，或美其名曰“静以待变”，只要大家循规蹈矩，作一个毫无非分之想的顺民、良民，就能获得“理性”和“克制”的美誉，万一那些无缘进过哈佛深造也未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平头百姓们不听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教诲，对中共专制稍有反抗之心，略存不恭之意，甚至不服政府的管制，“精英”们就会立刻祭出“激进”“极端”“疯狂”等大帽子，劈头盖脑打将下来，于是无论柴玲他们在广场上多么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但只要你胆敢留在广场抗命，“激进主义”的大帽子终归是跑不了的。
如果我们一切都依这批自己不敢抗争因而反对别人抗争的恐惧自恋症患者的意旨行事，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八九民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无论再腐败再暴虐也必定会稳如泰山似的“巩固”下去，就向大家当年都唱惯了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幸福生活万年长”了。
五、人类良知是无法扼杀的
丁学良先生对八九民运的另一严重指控是斥责文革后出生的整整一代青年“道德价值荡然无存”，丁学良认为，“参加八九学运这一代学生，是在中国传统道德都被文化大革命扫得一干二净，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又完全破产后成长的，在这种道德空白的期间，恰恰又传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他说，“西方文化传来的时候，最吸引这代人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他们接受这些思潮时，没有其他任何的界限。”我非常怀疑丁学良先生所谓的“扫得一干二净”和“完全破产”的可靠性，如果事情真的如丁学良所说，那么八九年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发动和参与这样一场与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政权生死相搏的顽强抗争需要极强的精神力量和非凡的道德勇气。我也从不相信，有五千年文明基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会那么脆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文革就能把它全部摧毁。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民族存续的精神基础，他既不可能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一刀切断，也不可能被内部的一时的某种变化所连根拔除。丁学良先生把八九民运中学生对中共暴政的抗争归咎为激进主义甚至是道德的沦丧，这是对是非的颠倒。从我们看来，八九民运从本质上来说，恰恰证明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复苏和人性的觉醒，北京成百万市民和学生万众一心阻挡军车进城的英勇壮举体现了全民族传统道德的整体升华。
人类的文明史揭示了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那就是人类的良知是不可能被扼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人类的理性。良知和理性是永存的，它即没有被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所压倒，也没有被法西斯的凶焰所消磨，更不可能被共产暴政所毁灭。历史证明，无论人类所处的环境恶劣到何种地步，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善恶之界永远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之所以对祖国光明的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六、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复活
丁学良先生断言，天安门学生从西方文化里只接受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这种说教，借用丁先生自己批评学生的话来说，确实使人有重温“党的教导”的感觉，断定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是共产党教条的重要内容。尽管丁学良以哈佛弟子的身分老调重谈，我们还是不能苟同这种地域道德论的偏见，在我看来，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人性弱点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总会存在一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来考虑和处理一切事物的人，但这与人的居住地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毫无关系。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是：自由，人权，民主与法制。丁学良断言青年学生接受西方文明首先不是接受这些正面的文明人类的基本准则，而必定是堕入所谓极端利己主义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罪恶深渊，这种悲观论调明显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教条的印记。
更有甚者，丁学良还把这种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具体的运用到现实社会的政治分析中来，他认为由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生的“道德荡然无存”，所以只能“有个政府管着他们”，但是当“他们搞运动把政府弄得下不了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人来管他们了”。在丁先生笔下，参加八九民运的这一代青年学生就象那些非得靠凶悍的牧羊犬躯赶才能乖乖遵守秩序的羊群，当这群平素驯服温顺的羔羊由于失去了“道德”的束缚而突然桀骜不驯起来，甚至公然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丁先生就怒形于色的为“政府的下不了台”而大发不平之鸣了。丁先生的亲政府姿态在这里表达得何其鲜明，他认为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管学生是政府的天职，而学生没有人能管是天大的不幸。这里丁先生似乎忘记了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只有经过人民认可和授权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服务社会的权力，而中共一党专制的要害就在于它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的认可和授权，所以，认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依仗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丁学良鼓吹所谓中共政权管理学生的必要性实质上迎合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需要。
七、早期共产党的道德未必完美
丁学良为了贬低天安门学生运动，把学生领袖与共产党的品质作了类比，他认为“学生领袖与共产党一样的地方是拒绝妥协，用极端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而不一样的地方是，早期的共产党还有一种理想，勇于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丁学良说共产党拒绝妥协，用极端的态度处理一切问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事实上，共产党最善于妥协，也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极端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的。可以说，没有妥协，也就没有过去和今天的共产党，从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到毛泽东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都是共产党最善于妥协的证明，至于丁学良为了贬斥天安门学生而断言早期共产党还有一种理想，勇于牺牲自己，保护他人，那更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刻意溢美了。早期共产党中确实有少数为了共产主义而不怕牺牲自己的勇敢分子，这是任何一个革命团体共有的历史现象，但同时也充塞着大规模的背叛、出卖、陷害和自相残杀，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恐怖和凶险，也许只有意大利黑手党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可以与之媲美，种种骇人听闻的实例举不胜举，而从这种斗争的奸狡和残忍程度而言，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团体都无出共产党之右。丁学良一厢情愿的企图用共产党人的崇高与伟大来反衬天安门学生的卑微与渺小，用心不可谓不苦，但因为其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也只能起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之所以不同意上述关于指控柴玲报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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